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

2020年12月9日14:53:34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已关闭评论

瘟疫百年前:1917—1918年绥远鼠疫新探论文

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此 后鼠疫沿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 山西、直隶、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直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 16000余人死亡。

论文运用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在充分利用文献资 料的基础上,将个案研究和宏观叙述结合起来,试图探究1917—1918年绥远鼠 疫的发生与近代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比, 进一步探讨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卫生制度的变化。同时,希冀通过对绥远鼠 疫的研究,加深对传染病的现代思考。

绥远鼠疫爆发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在跳蚤、 空气等媒介的传播下,鼠间鼠疫发展为人间鼠疫。当年的暖冬也为鼠疫的发生 提供了条件。鼠疫爆发后,随着各类人口流动逐渐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当地的 风俗、卫生习惯也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隐性条件。绥远鼠疫除造成全国人口的 逃亡和减少外,对民众的心理也是一次极大冲击,同时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社 会动荡和经济凋敝。

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成为绥远鼠疫防治的纲领性文件。从中 央防疫来说,北京政府接收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后,1918年1月开始布置相 关的防疫工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四个区域:绥远、 察哈尔、晋北、晋南,分别指定伍连德、何守仁和陈祀邦负责。同时颁布《火 车检疫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以及《清洁及消毒方法》等一系列防疫相 关规则。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民众呈现出由抵抗到接受,再到配合的改变。民 众的心理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不断变化。

绥远鼠疫传染和防治过程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局面的混乱造成 政府反应迟钝。第二,绥远自身的复杂性影响防疫效果。第三,国人对边疆地 区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防疫近代化过程的坎坷与复杂。综上,防疫事业的 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外,还需要 经济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不断推进。

关键词:民国,绥远,鼠疫,防疫

HUNDRED YEARS AGO OF THE PLAGUE: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UIYUAN

PLAGUE FRON 1917 TO 1918

ABSTRACT

In September 1917, the plague broke out in Salaqi, Wuyuan County and Baotou town of Suiyuan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ince then, the plague has spread along the Jingsui, Zhengtai, Jinghan, Jinpu and other railways in eight months, affecting Suiyuan, Chahar, Shanxi, Zhili, Beijing, Tianjin, Shandong, Jiangsu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until it was eliminated in April 1918, causing more than 16000 death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history, econometric history, disaster history and disease history, and on the basis of making full use of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ase study with the macro narration,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Suiyuan plague in 1917-1918 and the modern frontier society,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plague in Northeast China in 1910-1911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health syste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we hope to deepen the modern think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Suiyuan plague.

Suiyuan plague broke out in the plague foci of Mongolian gerbil in Wulanchabu and Ordos Plateau. Under the transmission of fleas and air, the plague between rats developed into human plague. The warm winter of that year also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plagu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lague, the spread range has been gradually expanded with the flow of various kinds of population, and the local customs and health habits also provide recessive conditions for the spread of the plague. The plague in Suiyuan not only caused the escape and decrease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but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people's psychology, which indirectly led to social unrest and economic depression.

The regulations on the preven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issued in 1916 has become 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lague in Suiyuan. In terms of central epidemic prevention, after receiving the news of Suiyuan plague outbreak, the Beijing government began to arrange relevant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January 1918, set up an epidemic prevention committee, and divided the areas with serious epidemic into four areas: Suiyuan, Chahar, North Shanxi and South Shanxi, and appointed Wu Lien-teh, He Shouren and Chen Sibang to be in charge respe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related rules were promulgated, such as the railway quarantine rules, the rul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Quarantine Committee and the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methods. For the government^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the people show a change from resistance to acceptance, and then to cooperation. People's psychology is constantly changing with the advanc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Suiyuan plague infection and control. First, the confusion of political situation causes the government's slow response. Second, the complexity of Suiyuan itself affects the effec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Third, the Chinese people do not know enough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border areas. Fourth, the proc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modernization is rough and complex. To sum up, the develop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is a long and arduous process. In addition to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t also needs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cientization.

KEYWORDS: Republic of China; Suiyuan; plague; epidemic prevention

绪论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过去,凡遇灾荒之年,生存已成问题,朝不保夕更是家常便饭,民众 为求得一口粮食艰难辗转于各地。而在太平年间,百姓生活尚属安乐,基本可以保证自给自 足。但是在记忆当中仍然会有灾害留下的后遗症。时至今日,2003年“非典”仍然活跃在中 国人的脑海中,谈之色变,也正是此事件之后国民对防疫以及卫生安全的不断关注,才逐步 促成现代中国防疫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健全。突如其来的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中国, 蔓延全球,再次使人们被疫情包围,严重考验着各国防疫体系。那么百年前的民国政府以及 百姓又是如何在灾害中生存与抗争的,这将成为论文探究的主要内容。

民国时期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传染病是其中最特别的一项。鼠疫因其传染特性和危 险系数,更是让人闻之丧胆。就内蒙古地区来说,20世纪以来共有五次鼠疫大流行,①分别 是1910—1911年满洲里一带的肺鼠疫,1917—1918年内蒙古西部的肺鼠疫,1920—1921年 满洲里一带的第二次肺鼠疫,1928年内蒙古东、西部的鼠疫,1947年内蒙古东部的鼠疫,这 些鼠疫无疑都对内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地方,这次鼠疫造 成全国各地一万余人死亡,是继1910—1911年东北鼠疫以后又一次较大的鼠疫。1917年12 月北京政府接到鼠疫爆发的消息后启动防疫措施,②组织防疫委员会,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 四个防疫区域,分别指定相关检疫委员专门负责。防疫主要以“款项不致虚糜,办理不至纷 扰”为主张,③实行断绝交通和隔离病患等措施。其后,经过各方人员的共同努力,鼠疫终于 被消灭。

以1917—1918年鼠疫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由于如下原因。其一,这次鼠疫可与公认 的标志中国防疫近代化的1910—1911年东北鼠疫相比较,从而折射出两次鼠疫的同与异。其 二,这次鼠疫作为民国第一场鼠疫,极大程度上检验了民国北京政府的防疫机能以及管理职 能。其三,这次鼠疫作为民国第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从某种角度上反映出民国初期社会各

  • 总结自刘纪有、张万荣:《内蒙古鼠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 参见伍连德:《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第六年全年报告》,《中华医学杂志》,第5卷第1期。
  • 《蔡成勋电(一月十六日)》,《政府公报», 1918年1月26日,第723号。 阶层心理状态。基于1917—1918年鼠疫如上重要性和特殊性,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探讨。第 一,鼠疫的整体概况,包括具体的爆发地点以及传播路径、造成的后果等。第二,鼠疫的防 疫工作,主要从中央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入手,同时夹杂各个阶层的活动,比如普通民众、 中外官员、社会团体等。第三,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防治对这次鼠疫的借鉴意义以及这 次鼠疫对后世的影响。

要之,该选题以民国时期第一场鼠疫为中心,通过透视鼠疫相关内容,以探讨中国防疫 制度化、近代化等问题及民国政府对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的统治,进而剖析鼠疫背后所反映的 清末与民初政治制度的差异。此外,研究1917—1918年鼠疫还有助于拓展和细化内蒙古近代 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

二、基本史料

  1. 《政府公报》。主要收录了民国北京政府颁布的命令、部令、公电、公文等相关内容。 在1918年《政府公报》中所记录的与绥远鼠疫相关的内容多达500多条,具体包括鼠疫蔓延 情况、北京政府总体及各个部门的防疫情况,还包括与防疫有关要人的电文等,具有很高的 参考价值。
  2.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该书是此次鼠疫之后由时任山西省省长兼督军的阎锡山派人仿 照1910—1911年东北鼠疫后主编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而编成的。全书共三编,“第一编 叙述疫情蔓延情形”、“第二编为防疫行政纪要”、“第三编主要记载了此次疫病爆发后中央与 地方各种文电法令”。①其中第二编是该书最重要的部分,主要记载了各类防疫行政机关的设 立、各种防疫行政条令的颁布及防疫行政措施的实施。三编内容详实,真实地再现了当年鼠 疫的具体情形。
  3. 《申报》、《大公报》。作为民国发行范围较广、影响力较大的报刊,两报刊发了与绥 远鼠疫相关的诸多内容,可以算作同类报纸中报道鼠疫最有影响力的窗口。两报当中与鼠疫 相关的内容主要有:鼠疫的蔓延情况、政府防疫的公文公电、各式各样的药品广告,以及形 形色色的社论等,总之通过两报可以从不同层面来了解鼠疫的情况,涵盖面广,内容丰富。 但由于报刊中的文章来源不统一,作者身份不确定,故而部分内容真实性有待考证。
  4. 《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②于1915年创办,是当时医学界致力于传播医学知识、晓谕
  • 上官定一:《救世济民兼善天下一一对山西省档案馆馆藏〈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的解读》,《山西档案》,2015年第1期。
  • 伍连德(1879—1960),中国近代防疫先驱,曾主理1910—1911年东北鼠疫,1917年绥远鼠疫爆发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 众人而创办的杂志,①中英文同刊。该杂志主要从医学角度对此次鼠疫进行了分析,包括“山 西肺鼠疫之蔓延及防御方法”、“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以及"The Recent Plague Epidemic (最近的瘟疫流行)”②等文章,以专业视角解释鼠疫相关问题,更具参考价值。
  1. 《绥远通志稿》。该书主要记述了民国年间绥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与社会概 况。其中第六十五卷“灾异”详细记载了此次鼠疫的情况,主要以绥远鼠疫为切入点,着重 叙述了鼠疫在绥远的具体爆发及蔓延情况,同时还以详细事例说明了绥远鼠疫的严重性。另 外第一百卷“大事志”当中也提到了鼠疫相关内容。
  2. 《中国鼠疫流行史》。该书“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院研究所等18家单 位在1964—1973年间联合编写的,这算是目前国内研究鼠疫最为全面的资料集”。③该书包括 了大量与此次鼠疫相关的调查数据,包括具体各地的死亡人数等,以及有相当一部分的口述 史料,有其独特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该书是20世纪60、70年代所编,距今时间跨度较 远,部分调查数据以及地名标写有讹误。
  3. 《民国史料丛刊》。其中《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一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绥 远的富藏》、《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中国经济地理》、《京绥游记》④等书籍对民国 时期绥远和察哈尔的社会状况均有相当的概括,涉及绥、察人民生活的各方各面,为笔者的 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4. 《民国文献类编续编》。由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共同 整理,其中《山西省第二次人口统计(民国八年分)》、《京都市政汇览》、《山西单行法规汇编》、

《中华民国开国史》⑤等书籍为了解民国时期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结构以及人口结构提供了参考。

三、相关概念的介绍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瘟疫。瘟疫是古代对传染病(包括流行病)的称谓,《说文解字》

北京政府受理伍连德先行决断。

  • 伍连德:《医学杂志之关系》,《中华医学杂志》,第1卷第1期。
  • 史旦莱原稿、俞凤宾译述:《山西肺鼠疫之蔓延及防御方法》、俞凤宾:《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佚名:《The Recent Plague Epidemic (最近的瘟疫流行)》,《中华医学杂志》,第4卷第2期。
  • 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一一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 白眉初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一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卓宏谋著:《绥远的富藏》、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平绥 铁路沿线特产调查》、张其旳著:《中国经济地理》、周颂尧著:《京绥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 版社,2009年,第791册、第795册、第711册、792册、第885册。
  • 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二次人口统计(民国八年分)》、京都市政公所编纂:《京都市政汇览一》、地方法令 编审委员会编:《山西单行法规汇编》、谷钟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6册、第99册、第343册、第875册。 说:“疫,民皆疾也”①。依照民国初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鼠疫被归为传染病一类, 且是烈性传染病。《辞海》将鼠疫定义为“一种死亡率很高的急性细菌性传染病”。根据现代 传染病学家的观点,“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人体后产生的有传染性的疾病,它 可在人群中传播并造成流行”。②在2004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一章 第三条中可以看到,鼠疫被划归传染级别最高的甲类传染病。

对鼠疫这一医学内容,史学界通常将其置于两个板块进行讨论。首先,余新忠将鼠疫置 于“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的疾病医疗社会史相关 范畴中讨论,从而主张“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③而夏 明方则将鼠疫置于“因自然力量的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的自然灾害范畴 中讨论,并进一步将自然灾害根据缘由分为“天文灾害、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 生物灾害等”,将鼠疫细化为其中的生物灾害。④

基于学界研究,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鼠疫可以放在强调探究个人患病症状的疾病史 中进行考察,同时当鼠疫扩散传染以后形成一种灾害也当属于相关灾害史内容。因此论文拟 将1917—1918绥远鼠疫置于疾病史和灾害史两个板块来进行探讨。

四、研究概况

(-)灾害史的研究

灾害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现代学科意义上兴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⑤关于 灾害史最早的论文是1921年于树德发表的《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一一常平仓、义仓和社仓》。 ⑥其后1926年马罗立所著《饥荒的中国》出版,⑦该书首次以外国人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灾荒。

  • 许慎撰:《说文解字》卷7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上栏。
  • 彭文伟主编:《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第1、9页。转引自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第43页。
  • 余新忠:《关注生命一一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绪论,第1页。
  • 总结自朱浒:《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历程、取向及走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卜风贤:《历 史灾害研究中的若干前言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
  • 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政策一一常平仓》,《东方杂志》,第18卷第14、15期。
  • Walter H. Mallory, China: the Land of Famin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马罗立著,吴鹏飞译:《饥 荒的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

1927年竺可桢发表《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一文,①首次以自然科学家的视角来观察灾害。

20世纪30、40年代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灾害的作品。较为典型 的有邓拓的《中国救荒史》,②时至今日,该书仍然是研究中国灾害史的奠基之作。陈高佣的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对中国历朝历代灾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③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 振济政策》、④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⑤等探讨了救灾相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灾 害史的研究基本上由自然科学工作者承担。改革开放后,灾害史逐渐摆脱教条化的限制,开 始回归到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走上了相对自由发展的道路。其后灾害史的研究视野和领域不 断扩大,资料整理和灾害研究内容的细化在不断推进,代表作有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⑥张波《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⑦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 料》、⑧张德二《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⑨等。

从研究方式来说,灾害史存在多路径并行的趋向。灾害政治史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 代表作有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⑩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⑪李向军《清 代荒政研究》⑫等。灾害经济史方面的代表作有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⑬夏 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⑭等。作为近年来的新兴方向,灾害社会史的研究取向 主要从灾害场域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代表作有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和发展》一文、 ⑮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⑯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 和社会》⑰等。同时灾害社会史也从灾害来勘查地域社会的变动机制及其脉络,代表作王振忠 《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⑱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⑲等。

海外研究在艾志瑞的《海外晚清灾荒史研究》一文中有详细介绍,⑳国外学者主要将注意

  • 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与水灾》,《科学》,1927年,第12卷第12期。
  •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一版,2011年再版。
  • 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
  • 王龙章,《中国历代灾况与振济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年。
  • 于佑虞:《中国仓储制度考》,正中书局,1948年。
  •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 张波等编:《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 李文波:《中国传染病史料》,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
  • 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
  •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⑪张水良:《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⑫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⑬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⑭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⑮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 1993年第3期。

⑯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⑰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⑱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⑲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与乡村社会》,黄河水利出版社,2004年。

⑳(美)艾志瑞著,杜涛译:《海外晚清灾荒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第7版,下文提到的书籍均在该文中有 力集中于“饥荒与中国政府的功能、世界历史中的清代救灾活动、文化与宗教对饥荒的反应” 等三个问题。关于饥荒和政府赈济主要有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 信、王国斌等人合著的《养民:1650—1850年中国的仓储制度》、李明珠《华北赈饥荒:国 家、市场和环境恶化(1690年代一一1990年代)》。关于全球视野下的清代救灾主要包括迈 克•戴维斯的《维多利亚晚期的大灾难:厄尔尼诺、饥荒和第三世界的形成》。文化视野总的 饥荒研究主要包括玛丽金兰《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1865——1911年之浙江省》、 莱茵克《干旱符咒:晚清中华帝国的国家造雨和地方统治》以及艾志瑞《铁泪图:19世纪中 国应对饥荒的文化反应》文章。

(二)疾病史的研究

1919年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出版,①被称为中国医学史和疾病史的开山之作。此后 医学史的研究一直是由医学界的人士担任,1953年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②成为 中国医学史的里程碑。直到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的复兴,历史学者才正式加入了这个阵营。 根据余新忠的研究,医学界的主要研究“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疫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 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仍然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 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和猩红热等”。③80年代医疗史的发展首 先兴起于台湾,主要包含如下五方面内容:“对身体的认识及其文化意义、医家归类、男女夫 妇与幼幼老老的家族史、医疗文化交流问题、疾病医疗所见的大众心态”。④如上文所言,余 新忠认为台湾学者更多将重心放置于医疗史背后的文化底蕴,而大陆学者则更关注疾病背后 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从宏观方面来说,⑤第一,综合性研究有伍连德《中国医史》、⑥张剑光《三千年疫情》、⑦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⑧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等。第二,

所介绍o

  •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团结出版社,1919年第一版,1957年第二版,1984年再版。
  • 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
  • 余新忠:《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
  • 余新忠:《关注生命一一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参考苏全有、邹宝刚:《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常建华: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

  • 王吉民、伍连德:《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
  •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2广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疾病史理论研究有杨念群《再造病人一一中西冲突下的空间政治》、①余新忠《中国疾病、医 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②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③等。

从微观方面来说,疾病史涉及的疾病种类主要包含鼠疫、霍乱和天花等。以鼠疫为例, 近代以来,中国主要面临着三次鼠疫大流行,分别是1894年香港鼠疫、1910—1911年东北 鼠疫以及1917—1918绥远鼠疫。与香港鼠疫相关论文有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 州、香港和上海》、④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⑤等。关于东北鼠疫有焦润明著《清 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一书。⑥关于绥远鼠疫的研究概况,下文有详细讨论, 暂不赘述。可以看到,关于近代鼠疫的研究多集中于鼠疫的爆发、传播过程、造成的影响以 及相关的防疫应对机制体制。

海外中国疾病史主要包括饭岛涉《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⑦班凯乐 《19世纪中国的鼠疫》、⑧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⑨等专著,国外学者主要以鼠疫为研 究切入点,将目光集中于近代以来中国防疫制度以及卫生制度的转变。

关于内蒙古地区的灾害史和疾病史研究,资料汇编主要有《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⑩《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续辑》、⑪《内蒙古大事记》⑫等书籍,《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一一 绥远大事记专辑》一书中也记载了 1912—1954年绥远灾害相关内容,⑬见本文附录二。专著 主要包括刘纪有、张万荣《内蒙古鼠疫》、⑭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⑮包庆德《清 代内蒙古灾荒研究》⑯等,主要以清代至民国内蒙古地区为背景来探讨灾荒话题,以综合性研 究为主。相关论文有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灾荒》、⑰吴彤、包红梅《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 荒研究初探》、⑱方修琦《内蒙古呼和浩特及邻区历史灾情序列的初步研究》⑲等文。可以看到,

  • 杨念群:《再造病人一一中西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林富士:《中国疾病史研究刍议》,《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 曹树基:《1894年鼠疫大流行中的广州、香港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 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 焦润明:《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日)饭岛涉著,朴彦等译:《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 (美)班凯乐著,朱慧颖译:《19世纪中国的鼠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 (澳)费克光《中国历史上的鼠疫》,载刘翠溶、伊懋可《积渐所至一一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 1995 年。
  • 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编辑组:《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上、下),1982年。

⑪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印:《内蒙古历代自然灾害史料续辑)>,1988年。

⑫乌日吉图主编:《内蒙古大事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⑬呼和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编:《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 绥远大事记专辑》,2004年。

⑭刘纪有、张万荣主编:《内蒙古鼠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⑮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⑯包庆德:《清代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

⑰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灾荒》,《内蒙古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⑱吴彤、包红梅:《清后期内蒙古地区灾荒研究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9年第3期。

⑲方修琦:《内蒙古呼和浩特及邻区历史灾情序列的初步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1989年第3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界关于内蒙古地区的灾荒史和疾病史研究已经有一定的深入,研究专 著在不断增加,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开始使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但纵观全国,其中有 关内蒙古地区的研究仍属少数,而高质量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可以说,随着80年代社会史学的复兴,无论是灾害史还是疾病史,都将研究中心放在了 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上,每次灾害或是疾病风潮过后都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呈 现井喷状态。同时在灾害史和疾病史中包含着强烈的生命关怀和人文关怀,对今天中国社会 的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关于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研究

冼维逊所著《鼠疫流行史》一书,①主要是通过收集各种中外书籍以及相关报刊杂志中有 关鼠疫的内容,来对历次鼠疫进行分析。其中也多少涉及到了本次鼠疫的内容,主要包括鼠 疫的传播过程和病人的患病症状等。另外还包括了 1910—1911年东北鼠疫防治关键人物

伍连德的简史,内容详实,极具参考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一书,②收录了与自然 灾害相关的各种论文数篇。其中第三部分“灾害与人口”中有《鼠疫流行与近代中国社会的 影响》一文,提到与本次鼠疫有关的内容,一是对鼠疫发生与传播原因的分析,二是对各地 死亡人数进行了统计。该文主要是利用了《中国鼠疫流行史》一书,③其中保存了大量可以借 鉴的数据,较为全面。

余新忠、赵献海等所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一一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一 书,④主要从明末大疫开始叙述历史上的大规模传染病,包括1894年香港鼠疫、1910年东北 鼠疫等,以点带面,希冀对明末以后的传染病形成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其中第十章及第十一 章主要以瘟疫成因以及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为主,关于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内容在 上述两章中均有少部分涉及。

曹树基、李玉尚所著《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1230^1960 年)》一书,⑤主要从鼠疫所产生的模式来区分不同鼠疫。其中《山西疫情:国家与地方的公 共卫生》一章主要是以1917—1918年绥远鼠疫中山西的防疫情况与同年秋山西的另一场鼠疫

  •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编:《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上、下册,1981年。
  • 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一一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
  •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来进行对比,从而突出国家与地方之间防疫的区别界限。

张泰山所著《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一一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一书, ①从整体上来概括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以及相关的救疗和预防措施、公共卫生建设等内容。本次 鼠疫也有涉及,但零星地散落上述各章中,并无系统的描述。

相关论文主要有张照清《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②谢泳《看阎锡山 如何处理疫情》、③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一一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④ 韩雪《从疫情防治看山西农村的自治建设》、⑤李媛《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一一1918年晋北鼠 疫初探》、⑥尹志兵《1918年山西肺鼠疫传播与防治》、⑦孙黎明《防疫与主权:1917—1918年 鼠疫流行与北洋政府应对策略》、⑧孙黎明《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以华北地 区为例》,⑨上述各文主要以绥远鼠疫的防治措施为中心,且多将重点放在山西疫情的防治上, 而忽略了其他地方。牛敬忠、刘晓棠《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三次鼠疫及其原因探析》主要分 析了民国时期绥远的三次鼠疫,但具体到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内容则较为简略。⑩张婉 《1918年京汉铁路局应对肺鼠疫问题考察》主要从鼠疫与铁路的关系入手,试图说明京汉铁 路对鼠疫传播的影响。⑪值得一提的是张任伸《1918年南京地区鼠疫问题研究》一文,⑫第一 次从地方视角来观察绥远鼠疫,讨论此次鼠疫中南京地区的鼠疫防治问题,颇有新意。

综上所述,学界对1917—1918年鼠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防疫过程,尤其是中央与地方之 间由于防疫工作的进行而产生的权力分割。且受制于研究资料的不足,学界主要将目光聚焦 于山西、直隶、北京等省市,对鼠疫爆发地绥远和察哈尔的情况往往一笔带过。整体来看, 缺乏综合性的分析以及对本次鼠疫中民众反应的探讨。这些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五、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研究方法:本文试图以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对民国第一场鼠疫进 行综合性研究。第一,试图通过不同文献之间的互相对比,来回溯出鼠疫爆发及扩散的详细

  • 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一一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张照清:《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
  • 谢泳:《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中国减灾》,2004年9期。
  • 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一一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 韩雪:《从疫情防治看山西农村的自治建设》,《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 李媛:《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一一1918年晋北鼠疫初探》,《沧桑》,2006年5期。
  • 尹志兵:《1918年山西肺鼠疫传播与防治》,《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孙黎明:《防疫与主权: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北洋政府应对策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 孙黎明:《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政府应对——以华北地区为例》,《学理论》,2018年第1期。
  • 牛敬忠、刘晓棠:《民国时期绥远地区的三次鼠疫及其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⑪张婉:《1918年京汉铁路局应对肺鼠疫问题考察》,《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⑫张任伸:《1918年南京地区鼠疫问题研究》,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情况。第二,拟对相关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包括鼠疫死亡人数以及防疫经费的流向等,试图 探究其中的规律性。第三,以灾害史的方法研究此次鼠疫,主要探讨鼠疫对后世防灾减灾的 意义。第四,以疾病史的方法来对鼠疫成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鼠疫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创新:本文主要利用《政府公报》以及各类民国报纸中大量一手资料来研究此次鼠疫, 尤其将重点放在绥远、察哈尔等前人未曾关注、或少有关注的省份。同时试图通过民众在鼠 疫中的活动考察民众在鼠疫不同时期的反应,进而探讨民众心理的变化以及鼠疫背后所反映 的清末与民初政治制度的差异等问题。

不足:第一,在论文完成过程中,虽然努力搜集资料,但仍存在文献利用不足的情况。 受制于此,未能对相关蒙旗鼠疫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介绍。第二,疾病史以及灾害史作为社 会史的分支学科,内容详尽,笔者所领略不过十中之一,其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第三,未 能涵盖鼠疫当中所有社会力量的活动,尤其是未能对红十会等社会团体、慈善机构的活动进 行全面展开。

第一章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传播

第一节民国时期传染病概况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引发的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相伴而行,在短短的38年间中国经历了复 杂而沉重的改变。据史料统计,“从1912年到1948年的37年间,全国各地(不包括今新疆、 西藏和内蒙古地区)共有16698县次(旗、设治局)发生一种或数种灾害,年均451县次, 按民国时期县级行政区划的最高数计算,即每年约有1/4的国土笼罩在各种自然灾害的阴霾 之下。”①虽然其中的统计不包括内蒙古地区,但是河北和山西等省的记录里仍然还是留存了 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地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到,在民国灾害频仍的大趋势下,这些地区也 是常年与灾害相伴。

作为自然灾害中最特别的传染病,鼠疫以其突发性及致死性而引起世人侧目。依据现代 鼠疫专家的研究,“人间鼠疫分为腺型鼠疫、败血型鼠疫、肺型鼠疫、皮肤鼠疫、眼鼠疫、脑 膜炎型鼠疫、肠鼠疫、扁桃体鼠疫及无症状咽喉鼠疫、痘鼠疫等型。”②其中对中国影响最大 的是腺型鼠疫和肺型鼠疫。腺型鼠疫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通常在夏末开始流行,潜伏期为 2—8日。肺型鼠疫则主要分布于中国北方,通常流行于冬天,潜伏期为数小时至3日。③从 两种鼠疫患者的临床症状来看,“腺型鼠疫常发生于流行初期,急起寒战、高热、头痛、全身 疼痛,偶有呕吐、瘀斑、出血。发病间有淋巴组织肿大症状,其部位多在鼠蹊、颈部和腋下。” 而“肺型鼠疫可原发或继发于腺型,该病发展迅速,急起高热,伴有全身中毒症状,数小时 后出现剧烈疼痛、咳嗽、咳痰,痰中含有大量泡沫血痰或鲜红色血痰。”从两种鼠疫的死亡率 来看,“腺鼠疫的病死率约为30—70%,而肺鼠疫的病死率高达90%以上。”④肺鼠疫的致死率 远远高于腺鼠疫。

“从1900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中国鼠疫流行达最高峰,共有20个省(区)501个 县、旗(市)流行鼠疫,发病人数达1155584人,死者达1028408人”。⑤民国时期鼠疫发生

  • 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第35页。
  • 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28页。
  • 陈胜昆:《中国疾病史》,(台湾)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11页。
  •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历史研究», 1997年第1期。
  • 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11页。

频率高,传染面积广,从时间上来说是无年不疫,从空间上来说是无省不疫。从下图可以看 到,鼠疫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个省区,尤其在距离鼠疫疫源地较近的地方发生频率更高。

图1」1900—1949年中国鼠疫流行地区分布图①

那么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传染病具体又是什么情况?依据张泰山《民国时期疫情年表》

②制成《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传染病情况表》。

表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传染病情况表③

  • 《中国鼠疫流行概况及流行病学基本规律》,转引自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 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一一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建设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附录,《民 国时期疫情年表》。
  • 本表收录的传染病病种,皆以张泰山原表为模板,既包括民国时期十种法定传染病以及二种指定传染病。本表中传染病发 病数和死亡数的记法为:“/”之前的数字表示该病种死亡数,“/”之后的数字表示该病种发病数。“例”为发病人数的统 计。同时,如果资料中没有具体统计数字的话,笔者在表中只标注病种及地区。本表主要按照现有省市的行政单位来统 计,也兼顾历史的习惯,受资料限制,故而1932年前将绥远划入内蒙古地区。为方便计算,1932年后将绥远单独划出。

上表显示:第一,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规模较大的鼠疫一共有4次,分别是1917—1918 年绥远肺鼠疫,死亡13792人;1920—1921年东北第二次肺鼠疫,死亡2049人;1928年内 蒙古东西部鼠疫,死亡3039人;1947年内蒙古东部鼠疫,死亡25095人。第二,如果将疫 情按照无论同一年度发生几次传染病均记做一次的话,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共发生疫情35次。 第三,传染病的种类由少到多。从最初只检测到鼠疫一种传染病,发展到后来出现天花、伤 寒、斑疹伤寒、痢疾、白喉、回归热、疟疾、霍乱等传染病。其中鼠疫属于发生次数最多且 蔓延范围最广的传染病,共发生35次,遍及内蒙古的东西部地区。其他传染病虽然也时有发 生,但并不占据主流。

上述结论的出现一方面是受制于统计资料的疏漏或调查资料的不完善。民国前期军阀连 年混战,北京政府的管理能力有限,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政权交替,对基础的调查统计存在疏 忽。而民国后期南京政府成立后,形成相对完善的政治机构,从而对社会的调查较为细致。 与同样发生在绥远的1928年鼠疫对比可以清楚看到,1928年鼠疫的统计资料明显更全面更 准确。除了包括《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报告书》等当时专门记载鼠疫的官方报告外,①还包括 《绥灾视察记》等相当多的个人调查报告。②另一方面,从疾病的种类越来越复杂则反映出随 着内蒙古地区与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人员的流动性加强,染病的几率也在相应增加,例如 应发生在水路密布的霍乱,此时在深处内陆的内蒙古地区也被探查到,即为此种缘由。当然, 京绥铁路的修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众的流动速度。京绥铁路1917年修至丰镇,1921 年修至归绥,1923年修至包头,③在此过程中,随着铁路的逐渐推进,民众与外界交流联系 的条件在不断改善。

第二节鼠疫在绥远的爆发及传播

清朝初年,为了缓解山西等地的人口压力,当地官员不断招揽本地流民来归化土默特地 区耕种。移民主要包括农业移民、商业移民、军事移民以及手工业者、教师、医生、学徒、 运输业、矿业等各行各业的移民。④此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开垦,到清末这里已经是人烟稠密。 清廷为了管理移民,在汉族移民聚居的地方先后设置了六厅,⑤分别是归化城厅、萨拉齐厅、 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武川厅。光绪年间,将设于察哈尔右翼旗地上的丰镇、 宁远、兴和、陶林四厅和设于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旗地上的五原、东胜二厅统统由归绥道

  • 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编:《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报告书》,晋冀察绥赈灾委员会,1929年。
  • 周颂尧:《绥灾视察记》,绥远赈务会,1929年。
  • 笔者注:京绥铁路1917年修至丰镇,但由于以终点命名,故称京绥铁路。“清光绪三十一年关内外铁路督办袁世凯筑京张 铁路,宣统元年八月完成。民国三年六月,增筑至大同。四年八月至丰镇,以欧战停工。八年九月修缮。十年五月至归 绥。十二年一月至包头。”来源于郑植昌、郑裕孚修:《归绥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62页。
  • 王卫东:《融汇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24页。
  • 乌云格日勒:《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28页。

统辖,从此形成口外十二厅之说。在此过程中,各厅逐渐发展成为绥远地区人口繁盛、物阜 民丰的城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政府仍沿袭清朝旧制,设绥远城将军节制各厅(当年 改为县)以及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旗,各县仍由归绥道行使行政管辖权。1914年, 建绥远特别行政区,改将军为都统,统辖上述盟旗和县,将东部的丰镇等4县划归新设的察 哈尔特别行政区管辖。故而此时绥远所辖各县为“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 河、武川、五原、东胜”八县,察哈尔所辖各县为“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多伦、沽源、 张北”七县。绥远和察哈尔的政务主要由都统署负责,都统署统辖全区军政、民政、监督、 财政及司法、行政。

图1-2 绥远、察哈尔都统署组织图①察哈尔都统署

1917年,绥远爆发了进入民国之后的第一场鼠疫。据《绥远通志稿》载,鼠疫“发源(绥 远)包、五一带”,“自六年九月发端,盛于十二月,至本年(1918年)三月息灭,死疫者约 达万人。”

当然对这次鼠疫的具体爆发时间、地点以及死亡人数并无统一的记载。对于时间地点, 《中国鼠疫流行史》中记载道:"1917年8月内蒙古伊克昭盟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今兴安 镇)”爆发,③而当年的《政府公报》中则记载,鼠疫发端于“绥远五原、萨拉齐两县及包头

  • 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一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 年,第791册,第390、432页。
  • 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九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 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一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2009年,第791 镇地方”,①《鼠疫》一书认为“1917年肺鼠疫首先在巴彦淖尔乌拉特前旗扒子补隆教堂爆发 流行”。②对于死亡人数,有“死亡14600人”、③“各地疫毙人数凡一万三千余人”、④“受害 者共一万六千人”⑤等统计。

鼠疫的爆发地点,学界普遍认为是在绥远五原、萨拉齐两县,更具体是在乌拉特前旗安 北县扒子补隆教堂。但是多数专著对具体的地点往往是辗转相依,没有进行认真考证。乌拉 特前旗在清朝、民国时期属于乌兰察布盟,自《中国鼠疫流行史》中记录其属于伊克昭盟后, 后继的研究者往往沿用,以讹传讹。对具体死亡人数,资料一般认为大致死亡一万六千人, 结合当年《政府公报》以及《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对死亡人数的统计,这个数字应当接近真 实。

据《呼市防疫站流行病学资料》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18年3月“呼市地区(笔者 注:民国时称归绥,下文同)死亡三千四百三十七人,包头地区死亡四千余人。死亡较集中 和死亡率最高的是呼市通顺北街潘大龙店一带(死五百余人),桥头街耿家店一带(死亡一百 余人),西尚义街义生德货庄一带(死亡一百零四人),察素齐镇(死亡一百二十七人)。最惨 的是呼郊榆林、板石头沟等村,全村人死绝。土默特左旗善岱八棋牛营全村仅一人幸免于死, 呼郊八拜小喇嘛营仅一位老妇幸免”。⑥

据蔡成勋统计,自1917年12月23日至1918年1月31日,归绥死亡162人,萨拉齐 190人,包头168人,五原125人,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武川等地暂无统计数据, 共计死亡645人。⑦自2月1日至4月3日,归绥死亡20人,包头32人,萨拉齐6人,五原 7人,共计死亡65人。⑧

将全国死亡人数与各地死亡人数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计算,即以全国死亡人数16000 余人减去《山西疫事报告书》中统计的山西确切死亡人数2264人,再减去直隶、山东、江苏 等省市由于受鼠疫影响较小,死亡人数均不超过100人,据此笔者认为《呼市防疫站流行病 学资料》中归绥死亡3437人,包头地区死亡4000余人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可信的。鼠类通常 在夏秋之际活动,冬季蛰伏洞穴之中冬眠,而人类也通常在夏秋之际进行生产活动或者在野

册,第384页。

  •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8年1月7日,第704号。
  • 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编:《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上、下册,1981年,第235页。
  • 《内务总长钱能训呈大总统办理防疫竣事谨将经过情形分别缕陈祈鉴文》,《政府公报》,1918年6月18 0,第862号。
  • 伍连德等编:《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第31页。
  • 彭勇:《1917年之绥远鼠疫》,《呼市防疫站流行病学资料》。转引自孔庆臻:《朔漠前尘》,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94 年,第141页。
  • 《蔡成勋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2月15 0,第741号。
  • 笔者注:1918年2月1日至2月13日由蔡成勋统计,2月23日至3月13由全绍清统计,3月16日4月3日由侯毓汶统 计,总结自《政府公报》第 740、741、742、743、745、752、756、759、762、769、774、777、782、787、788、794 号。 外居住,所以鼠疫一般爆发于夏末或秋季,而在冬春蔓延。因此笔者根据死亡人数推断此次 鼠疫最严重的时间为1917年秋冬,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是归绥和包头。虽然民众日夜不断地 逃跑避疫,但鼠疫终于还是蔓延到了归绥。由于归绥位于绥远特别行政区的东部,是当时东 出活动的门户城市,属于民众逃散的必经之路,故而归绥疫情较为严重。

鼠疫爆发于绥远,此后通过当地人员来往鼠疫被带往他省。当时绥远尚无直接的铁路通 向外界,鼠疫从绥远传染至丰镇之后,通过铁路开始蔓延全国。

第三节绥远鼠疫在全国的蔓延

鼠疫在绥远爆发后首先传染到东邻察哈尔。

丰镇县位居察哈尔特别行政区西部,处于东西的交通孔道上,从绥远东行至察哈尔、至 北京,丰镇是必经之地。“无论从居民人数,还是从本地贸易和转口贸易量来说,丰镇都算是 张家口与归化城之间最大的一座城市”。①绥远鼠疫爆发之后,流动人群的目标便是中转站一 —丰镇。京绥铁路此时已开通至丰镇,民众可以通过铁路远离疫区,转行京汉、津浦、正太、 京奉等铁路,从而到达其他无疫地方。同时政府发给山东等地流民鼓励其去边疆地区生活的 免费乘车证,也无疑加速了这种流通。虽然“凡发有长期乘车证各路,应令车队长于查票时 携带小册,随时将乘车证号码数等级地点登记,按月或按旬具报,或即于车队长收票报单内 加入长期证一栏,逐日填报检查”,②但免费乘车证的使用仍然加速了人口的流通。丰镇第一 位染疫者1月8日被发现,③第二位染疫者为1918年1月10日发现的毛店巷人高氏。④根据 1月10日抵达丰镇的检疫委员何守仁⑤对丰镇死亡人数的每日报告,制出丰镇死亡人数统计 表和丰镇死亡人数统计图。⑥

  •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郑德林、卢龙、孟苏荣、刘汉明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1983年,第47页。
  • 《交通部指令第九九号》,《政府公报》,1918年1月15 H,第712号。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 环球:《一千九百十八年之肺百司笃调查记》,《东方杂志》,第15卷第15号。
  • 何守仁,生卒年不详,中国近代卫生学家,在1917-1918年绥远鼠疫中负责丰镇的防疫事务。
  • 《内务部致丰镇转伍医官电》,《政府公报》,1918年1月22日,第719号。

表1-2丰镇死亡人数统计表①

  • 总结自《政府公报》第 717、723、724、726、729、732、734、735、738、741、742、743、747、752、755、757 号。

图1-3丰镇死亡人数统计图

注:虚线处统计数字不详,但按照整体趋势应为上升趋势。

据上表、图可知,从1918年1月15日至2月17日丰镇共死亡113人,至2月20日丰 镇彻底无疫。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是2月6日,共死亡18人。疫情高峰是从1月下旬到2月 上旬,且其中死亡的多是在丰镇和归绥之间活动的士兵。根据1918年1月14日何守仁发给 内务部的文电称“自绥远来此之蔡将军所属第一师有三兵士发生疫症,患热病而吐血”,同时 “此军中另有一兵士亦患有该病,已死于途中”。①1月20日何守仁又称“由绥远来此所存之 疑似患疫兵士颇难救护,其生命果疫死九人,又传染者四人”。②鼠疫由士兵从绥远传染至丰 镇,之后又在士兵之间流通,造成了进一步的扩散。同时,防疫开始后伍连德让绥远设卡截 留行人,如果发现鼠疫病人,则“押送来丰检验”,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鼠疫的二次传播。

其次是山西染疫。“右玉电称,本月五日(笔者注:1918年1月5日),有苦力八人由口 外回归,经过该县南关内有武美元、梁学光二人头痛吐血,立即身故,”此为山西染疫第一例。 后据“左云电称,马道头店内有口外回代县客民一人因疫暴卒,次日又有回定襄客民四人, 内有杜姓在店病故”,同日“并据右玉电称红土岭有客民二人疫死,县城南关店主染病先后死 者四人” “又大同电称该县民人王典由口外运柩回籍染疫病死,又山阴县电称岱岳镇店内有客 民三人先后疫死,同行之客在怀仁县吴家窑先日病死者一人”。④此为1918年1月初山西北 部鼠疫蔓延情况。1月15日时山西中部的太原、寿阳并无疫症发现。⑤也就意味着此时正太

  • 《何守仁自丰镇致内务部等电(正月十五日十一时五十九分)》,《政府公报》1918年1月25日,第722号。
  • 《何守仁自丰镇来电(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一时到)》,《政府公报1918年1月29 0,第726号。
  • 《张家口田中玉来电(一月十一日)》,《政府公报》,1918年1月22日,第710号。
  • 《太原阎锡山电》,《政府公报》,1918年1月20 H,第717号。
  • 《交通部收正太路局电(一月十五日)》,《政府公报》,1918年1月20日,第717号。 铁路尚属平靖,暂无疫症蔓延之情况。此后1月19日代州发现疫症。①1月22日鼠疫蔓延至 浑源县。②1月24日忻县染疫。③2月8日阳原染疫。④到1月底山西南部部分县城也出现患者。

此次鼠疫大流行“在山西省内共波及28个县,285个村庄,死亡2664人。最西传到岗岚, 最南传到沁县,最东传到天镇”。⑤下图为山西全省疫线总图。图中虚线部分为绥远鼠疫蔓延 到山西的具体路线。

  • 《内务部复太原阎督军电(一月十九日)》,《政府公报》,1918年1月27 0,第724号。
  • 《内务部致山西阎督军电(一月二十二日)》,《政府公报», 1918年1月29 0,第726号。
  • 《正太路局来电(一月二十四日)》,《政府公报》,1918年2月1日,第729号。
  • 《天津曹省长来电(二月八日)》,《政府公报》,1918年2月17 0,第743号。
  • 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图1-4山西全省疫线总图①

根据《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制出山西省从1918年1月1日至3月31日死亡人口统计表 及死亡人口统计图。由图、表可知,山西1月死亡827人,2月死亡1736人,3月死亡101 人,共计死亡2664人。山西疫情的高峰同样是1月下旬2月上旬。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是2 月2日,共计死亡108人。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县有右玉县、神池县、应县、山阴县、左 云县、浑源县、大同县、朔县、代县、惇县,上述各县基本上和绥远毗邻或位于交通线附近。

表1-3      山西染疫死亡人数统计表①

①统计自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

图1-5 山西染疫死亡人数统计图

1月30日直隶平山县发现疫症。①2月2日,北京郊区发见鼠疫。②2月6日直隶正定发 见鼠疫。③2月12日直隶高邑县染疫。④3月20日直隶通州染疫。⑤2月14日天津赞皇县染疫。

⑥2月21日安徽凤阳发现鼠疫。⑦2月23日蚌埠发见鼠疫。⑧2月28日山东济南染疫。①3月7

  • 《内务部致直隶曹督军电(一月三十日)》,《政府公报》,1918年2月4日,第732号。
  • 《步军统领衙门致内务部函》,《政府公报», 1918年3月5日,第759号。
  • 《天津曹锐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2月6日,第734号。
  • 《内务部致高邑朱知事电(二月十二日)》,《政府公报》,1918年1月24日,第750号。
  • 《交通部紧急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3月22 0,第776号。
  • 《内务部致天津曹省长电〔二月十四日)》,《政府公报)),1918年2月27日,第753号。
  • 《交通部钞送津浦路局来电(二月二十一日)》,《政府公报》,1918年2月26日,第752号。
  • 《交通部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2月26日,第752号。

日江苏南京染疫。②“此次时疫自北而南,不仅南京,且长江流域诸埠均受其害”。③“流行初 期的速度,每日约二三十英里,约等于骡马一日所行之路程”。④依据铁路的行进路线,在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鼠疫便从丰镇蔓延到南京,从黄河以北蔓延到长江以南,蔓延速度之快, 波及范围之广,令人担忧。

根据鼠疫在全国的蔓延时间以及路径,由此可简单制出鼠疫蔓延的大概路线。

  • 《交通部电报房送徐世章原电(二月二十八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4日,第758号。
  • 《陶顾问自南京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4月2日,第787号。
  • 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873页。
  • 伍连德等编:《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第32页。
  • 底图来源于谭其骥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民国时期全图(一)”,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第四节 鼠疫爆发及传播的因素

一、引发鼠疫的因素

根据现代鼠疫专家的研究,鼠疫的爆发大致由如下因素构成:鼠疫疫源地、媒介、宿主、 地理环境、气候等。①鼠疫疫源地、媒介、宿主是鼠疫爆发的主要因素,缺一不可。地理环境 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则起到了加速鼠疫爆发的作用。环境和气候在自然界中客观存在,在有了 人类的干预或者与人类活动轨迹接触之后,自然灾害有了发生的可能。因而夏明方将自然灾 害定义为“因自然力量的变化而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的事件或过程”,②所以说自然灾害的产 生正是由于人为因素的介入才可称之为灾害。

如前所述,统计民国年间内蒙古地区传染病发病次数,得到的结论是内蒙古地区在短短 的38年间,基本上是年年有疫,而且是年年有鼠疫。究其原因,主要是内蒙古地区距离鼠疫 疫源地较近,甚至本就处于鼠疫疫源地的范围之内。按照现代鼠疫专家的意见,中国境内存 在着广泛的鼠疫疫源地,分别是10大疫源地以及14个亚型疫源地。就内蒙古地区而言,主 要有以下五个地区,呼伦贝尔高原典型草原蒙古旱獭达乌尔黄鼠自然疫源地、察哈尔丘陵松 辽平原典型草原达乌尔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甘宁黄土高原西部典型草原阿拉善黄鼠鼠疫自 然疫源地、锡林郭勒高原典型草原布氏田鼠鼠疫自然疫源地、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 原长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③而1917年鼠疫即发源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荒漠草原长 爪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当然不能说存在鼠疫疫源地,必然会爆发鼠疫,但可以确定的是鼠 疫疫源地的存在为鼠疫的发生提供了一个隐性的前提条件。鼠疫疫源地客观存在于生态环境 中,随着人类的进入,鼠疫才有了爆发的可能性。“可以认为最早发现鼠疫的地方往往是由于 存在自然鼠疫疫源地,而且有人类进入活动     新发现的鼠疫疫源地,也往往是先发现人

间鼠疫的流行,然后才发现有自然疫源地的存在”。④鼠间鼠疫一直存在,在与人类接触后, 才变成了人间鼠疫。鼠疫疫源地原本位于距离民众生活较远的地方,但由于雍正朝、光绪朝 清廷厉行大规模开垦,成群结队的汉族人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繁衍生息,造成民众生存活动的 边界线不断北移,自然与鼠疫疫源地接触几率也成倍增长。

  • 见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
  • 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绪论,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
  • 总结自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 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2页。

除鼠疫疫源地之外,需要提到的就是媒介。鼠疫通过何种途径传染?跳蚤是其中重要媒 介之一。鼠疫先产生于跳蚤身上,其后通过与老鼠的接触,接着变为了鼠间鼠疫。携带鼠疫 杆菌的老鼠与人的接触,鼠间鼠疫便成为了人间鼠疫。“蚤T鼠T人”、“蚤T人”、“蚤T其他 动物T人”是人间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②而人与人传播的媒介,主要依靠空气。在1910年 东北鼠疫发生之前,人们对空气能否传染一直存疑。但在东北鼠疫当中由伍连德等医士证明 空气可以传染,此后的很多防疫措施都是从这一点出发,比如断绝交通以及隔离患者等措施。

鼠疫杆菌依附的宿主是什么?据目前研究结果,有动物、跳蚤和人类。此次鼠疫的首要 宿主是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长爪沙鼠。由于人与长爪沙鼠之间主动和被动的接触,鼠间鼠 疫最终变为了人间鼠疫。在1917年之前医士对动物能否被鼠疫传染一直存疑,直到此次鼠疫

  • 图片来自纪树立:《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 余新忠、赵献海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一一中国仅是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第27页。 奋战在防疫第一线的何守仁医士才得出结论鼠疫不会传染给一般动物。①

地理环境与气候在鼠疫爆发过程中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仍然作为鼠疫爆发的附加条 件而存在。进入民国以来,气候的变化更加反复无常。②依据《绥远城民国四年至二十二年每 月温度比较表》和《绥远城民国四年至二十二年每月雨量比较表》可以看到,③自民国四年至 民国二十二年间,绥远12月最低温度为一12.43°C,最高温度为一5.8°C, 7月最低温度为 20.2°C,最高温度为27. 16°C,气温反差较大。内蒙古地区处于西北高原,属于温带大陆性 气候,夏季高温少雨,冬季寒冷干燥。但1917年绥远的冬季相当反常。归绥《民国四年至十 九年雨量比较表》显示,④1917年冬天“一冬无雪”,⑤天气较往年更为温暖,出现了暖冬, 极易滋生细菌,故而出现了 “冬病”。⑥气候对疫情的消亡有极大作用,鼠疫一般发生在春秋 之季,因为冬天寒冷的气温和夏天炽热的阳光不适合病菌生存。

二、鼠疫传播的因素

作为在灾害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人的行为对灾害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而 鼠疫传播迅速的首要因素便是人口流动。出于避疫的生理需求和心理上的恐慌,当鼠疫从五 原、萨拉齐等地爆发之后,无论是有疫无疫之人都下意识的逃离原居住地。出于个人目的来 说是以远离疫区来求得安全自保,但这种行为从整体来说无形之中已经将潜伏在身体上的致 病微生物带向各个角落,造成更大范围的鼠疫传播扩散。具体来看,虽然此时距离光绪时期 大规模开垦已过去多年,老百姓逐渐改变了之前“雁行”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已经定居在绥 远、察哈尔各个县内。但由于鼠疫发生时正值年关,百姓回祖籍过年或置办年货均属平常行 为,同时街头巷尾都游走着售卖年货的商人,所以这种相互的传染就无声无息地开始了。而 铁路交通则将鼠疫传染迅速化、扩大化。“中国之铁道大部分成于光绪、宣统之间 在 1895年至1915年十年之间,共成铁道六千英里”。⑦至1917年鼠疫爆发之时,京绥、正太、 京汉、津浦等铁路均已开行多年。以京绥铁路为例,旅客早上从北京西直门车站出发,中途

  • 《何守仁自丰镇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3月1日,第755号。
  •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 来源于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九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表格来源郭晶:《1926-1930年归绥地区灾 荒与社会流动》,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9年,附录三。
  • 郑植昌、郑裕孚修:《归绥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21页。
  • 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九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 伍连德等编:《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第31页。
  • 张其旳:《中国经济地理》,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11册,第209页。 经过清华园站、沙河站、南口站、青龙桥站、康庄站、下花站、宣化站、张家口站、天镇站、 大同站,晚上抵达丰镇,火车共行进13小时,里程大约808里。在此过程中,鼠疫便沿着京 绥铁路传播至察哈尔、山西、直隶等地。如果再坐车或者步行从丰镇到归绥大约350里,从 归绥到包头大约320里,最后统计从北京出发到包头停止,共计1478里。①在此过程中,鼠 疫在不断扩散传播。

军队的行动,在鼠疫扩散中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纵观民国时期的各类报纸,提到最多 的无疑是连年的军阀混战,故而时人有将“兵灾”与“疫灾”列为民国时期灾害榜首的说法。 可以说,“疫灾”的传播与“兵灾”息息相关,士兵的流动是导致鼠疫急速蔓延的原因之一。 和普通百姓自发、无序的活动不同,军队的行动通常情况下是有计划的。当鼠疫爆发后,如 果政府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民国年间军队的调动涉及到各方势力的权 力争夺和纠葛,因而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军队的行动不会轻易停止。例如,1918年2月初 “驻扎包头邓团长彦俊电称近奉敝师长迭次来电催促职团回沪,如火车不通即由陆路进口拟 不日由包头开拔前往”,希望“沿路各卡放行”,②但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担心放行会导致鼠疫进 一步传播,从而影响张家口一带的安全,于是电请中央决定是否放行。

风俗习惯和卫生习惯是鼠疫传播的基础原因,在和平时期看似正常的行为,但是在鼠疫 传播过程中却后果严重。中国之风俗,当某人患病之后,其亲属往往去探视或照顾病人。因 而当鼠疫最初发生时,“邻里亲戚之间于其病也,必探视,于其死也,必吊唁”,③但随着疫情 的不断蔓延,出现了 “一人得疫,全家疫死,时人多不敢随侍。仅余幼孩一人,宛转呼号, 亲友不敢收容,最后冻饿而死”的现象。④前后态度之转变,可谓天壤之别。这是因为随着死 亡人数的不断增加,民众对鼠疫的认识在不断加深。鼠疫初期,民众对鼠疫的传染性懵然不 知,对患者均以旧俗对待,完全不知道保护自己。但随着传染日渐扩散、加重,民众开始意 识到鼠疫的威力和危害,所以只好以十分被动的方式避疫。这反映了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在 逐渐觉醒。同时,这也侧面反映出鼠疫的严重性以及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从社会卫生来讲, 尽管近代卫生防疫体系不断健全,政府甚至在1916年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然而处于 边陲之地的绥察地区,于此不甚看重。例如,蒙古民众聚居较多的土默特旗,蒙古包内“举 家席地以居................................................. 即坐褥亦染秽气,不堪近     其寝处污秽,绝不栉沐者”。⑤而汉族民

众聚集较多的归化城一带,卫生状况也堪忧。“各乡民所住房屋绝无高楼大厦,即砖瓦房舍亦

  • 总结自林竞:《西北丛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 《田中玉来电(二月二日十二时到)》,《政府公报》,1918年2月6日,第734号。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35页。
  • 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九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 郑植昌、郑裕孚修:《归绥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00页。 仅在城市有之。普通皆用泥土砌筑,房顶驾椽,覆之以泥,墙壁低矮,窗户狭小”,①空气难 以流通。而“所有这些街道都非常肮脏,(百姓)把各种废物和垃圾往街上扔 把秽水 坑和茅坑挖在院墙下面,坑的一半在院内,另一半则通到街上”,因此“什么东西都被冲到街 上,条条巷子都是臭气熏天”。②另外,由于绥远移民数量庞大,他们并未将此地完全当成自 己的家乡,对公共环境也不甚爱护。这些都成为了疫症流行的原因。

在鼠疫中被雇佣为专门担抬死者的乞丐也值得一提。包头的“梁山”就是这类组织。“梁 山”是民国年间包头地区的一个游民无产者组织。这个组织有一套严格的“组织铁律”,一切 活动必须听从“头儿”的指挥。其成员多为“讨吃子”(乞丐)、盗贼和鼓杠人员。他们除了 行乞、偷盗、埋死人、做“鼓房”生意外,还为官厅充当耳目、监押“犯人”、维持社会秩 序。③因此每当鼠疫发生时,“都经'梁山'的人抬到城外焚化。凡是恶死的人,都由他们抬 埋”。④这一做法的优点在于,有固定的人手清理尸体,可以避免鼠疫进一步传播,但是,这 些乞丐自身并无任何的防护措施,长久的与疫死者接触,导致其中部分人也感染鼠疫。而后 当他们与其他无病之人接触,鼠疫便进一步传播。因而形成一种“有疫者死亡一一乞丐处理 尸体一一乞丐染疫一一无人处理尸体”的怪圈,致使鼠疫陷入无人管理的恶性循环当中。

1917年绥远鼠疫在省内蔓延的同时,同年夏秋之际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洪水泛滥,“全 国受灾达一万方里,灾民六百三十五万人,冀省被灾县份一共一百零三县”,⑤直隶面临疫涝 并存的局面。“鲁省水灾虽然较轻,全省灾区亦达一万方公里,鲁、赣、湘、鄂、浙、豫、闽、 粤等省均大水”。⑥经过一场水灾后“人民因冻馁而体弱,又因避难而集”,⑦本身已经极度虚 弱,同时又缺乏干净的水源,另外潮湿的泥土及空气为细菌的传播增加了机会,从而加大了 罹患鼠疫的风险与可能,同时也证明“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水灾与疫灾是密不可分的,一定 程度上也加大了防疫的困难。

  •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44页。
  • (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郑德林、卢龙、孟苏荣、刘汉明译:《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1983年,第74页。
  • 总结自杜亮整理:《包头的梁山》,《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政协包头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134— 138 页。
  • 杜亮整理:《包头的梁山》,《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政协包头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138页。
  •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0页。
  • 《民国以来历年灾荒表》,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885册,第252页。
  • 《熊督办派员调查时疫之电呈》,《益世报1918年1月6日,第三版。

第五节鼠疫的影响

1917—1918年绥远鼠疫除了造成人口的逃亡和减少以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社会动 荡、经济凋敝以及民众心理波动等后果。

-、人口的逃亡和减少

在1917—1918年绥远鼠疫直接或间接死亡的16000余人中,除绥远、察哈尔、山西三省 死亡人数较多外,其余各省均不超过100人。具体到绥远地区,由于该地人口密度较低,以 往灾荒造成的影响相对其他地区来说较小。但此次鼠疫发源地及主要传播地均在绥远,故而 产生大面积影响。同时鼠疫初期政府方面也并未采取有效的防疫方法,从而使鼠疫中人口的 死亡率大大增加。

据上文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18年3月“呼市地区死亡三千四百三十七人,包头地 区死亡四千余人。死亡较集中和死亡率最高的是呼市通顺北街潘大龙店一带(死五百余人), 桥头街耿家店一带(死亡一百余人),西尚义街义生德货庄一带(死亡一百零四人),察素齐 镇(死亡一百二十七人)”。①由下表可看出1918年2月初绥远各县具体死亡人数。

表1_4      1918年2月1日至2月7日绥远各县死亡人数统计表②

  • 试以山西为例说明具体的死亡情况。①在本次鼠疫中,山西共死亡2664人,其中男性1812 人,女性860人,男性占总比的68%,女性占总比的32%。依据《山西省鼠疫报告书》制成下 图。彭勇:《1917年之绥远鼠疫》,《呼市防疫站流行病学资料》。转引自孔庆臻:《朔漠前尘》,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1994 年,第141页。
  • 总结自《政府公报》,第741、740、742、743、745号。

就死者的年龄来说,多集中在16—50岁,共1797人,占所有年龄人口的67%,可见在 本次疫症中青壮年男性劳力丧失较多,这对疫后的生产来说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通常情况下 自然灾害当中死亡人口中的性别比例一般是男性大于女性,这主要是由于男性为主要劳动力, 流动性以及活跃程度较强。

另一方面,依据李楠的研究,②1910年东北鼠疫过后市场上劳动力的价格上升了一倍, 这主要是由于鼠疫当中死亡的人口多是活跃在各地市场上的劳动力,该理论推及到本次鼠疫 当中也同样适用。资料显示,绥远鼠疫死亡的人口 “以农工商人为最多,安北第一个病人是 炊事员,包头第一个病人是商人,萨县第一个病人是行路的农民,绥东很多是背炭的农工、 赶车工人和小商人”,③这些人大部分活跃在人口流动的第一线,自然增加了感染鼠疫的几率。

二、社会动汤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25页。
  • 李楠:《铁路发展与移民研究:来自东北地区历史的自然实验证据(1894——1935)》,《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118 —131 页 Q
  • 薛正三、王富:《萨拉齐地区鼠疫流行史》,《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政协包头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第 82页。

鼠疫对政治的影响是复杂的,或者说两者是互为因果。由于民国初年全国各地兵变迭起, 大小战争不断,百姓始终处于战祸不断的社会环境之中。在侯杨方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 六卷)中,战争和灾荒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中国人口增长的两大负面因素。战争除了造成人 口的直接死亡、对原有的生产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对人的身体素质、新生儿的健康状 况造成不同的影响外,同时,战争中公共卫生得不到有效保障,平民和军人感染流行病的可 能性一直存在。①此次鼠疫也与战争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与鼠疫蔓延糅合在一起,天灾人祸 相遇势必加速鼠疫的扩散。后在鼠疫传播过程中,虽然已经断绝交通,并且隔离患者,但是 军队的行动并没有停止,相应的战争也没有停止。一方面是军阀之间连年的混战,尤其是袁 世凯死后,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引起相互拥护 者之间战争,双方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生战争。同时也有土匪转化为士兵,再由士兵转化为 土匪等团体流动。这里所指的社会动荡并非完全是由鼠疫所导致,只是强调在该时段内百姓 既要承受国家政治局势的混乱,也要面对鼠疫时时传染的风险。同时,为何此次鼠疫绥远死 亡人数如此之多,归根结底主要是政府各部门的防疫措施不到位。当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 绥远之后,在近半年的时间内任由其肆虐,而绥远政府对这一情况毫不知情。甚至其后当北 京政府接到鼠疫爆发的消息并派人来调查时,时任绥远都统的蔡成勋仍然矢口否认,以“究 竟尚无确为鼠疫之证明”来推脱,②导致鼠疫爆发的最初时段错失防治的最佳时机,最后以致 鼠疫蔓延丰镇,进而流行于全国各地。

三、经济凋敝

民国时期,作为基本的生产活动,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清末大规 模开垦以后外省农民竞相来到绥察地区进行耕种,农作物收成除供应所在地方的口粮外,还 能输出到到山西、直隶一带。绥远“输出之小米,大都产于归绥县境,丰年产额可达二万吨, 除当地消费外,可输出一万五千吨,以北平为主要销场”。③而“由绥远起运之小麦,产自该 站西北之武川县境内,其产量如遇丰年,可达两万吨以上,当地消费不过四千余吨”。④但若

  • 总结自侯杨方著:《中国人口史》(第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77-585页。
  • 《蔡都统调查绥属疫症之复电》,《大公报», 1918年1月1日,第三版。
  • 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11册, 第6页。
  • 平绥铁路车务处编:《平绥铁路沿线特产调查》,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11册, 第15页。

遭遇自然灾害,自身尚且难保,出口自然更是难以为继。1916、1917年绥远各县夏秋禾实收 分数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1914年民国财政部颁布的《征收田赋考成条例》,各县知事“经 征田赋应于征收截限之日将已完未完实数详报财政厅长核明”,“考核分数应以额征数匀做十 分计算”。①而1916年、1917年绥远各县基本收成平均约在五分,同时1916年秋禾还受灾严 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粮食收成尤其入不敷出,甚至连基本的口粮都不能保证。

表1-5       1916、1917年绥远各县夏、秋实收分数表②

1917年9月鼠疫发生时正是农作物收成的时节,当鼠疫爆发后民众纷纷四散奔逃,根本 无暇顾及农业生产,粮食腐烂在田地无人收割,造成后续粮食短缺。“经过清代以来的开垦, 绥远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产地,山西'腹地州县,无不以口外为粮之来源③鼠疫的爆发 不仅对绥远百姓的生活形成威胁,同时也间接地影响到山、陕等地民众的生活。除粮食之外, 绥远与山陕等省的贸易活动十分广泛。“惟内外蒙古、察哈尔居民日用所需,若砖茶、散茶、 棉布、糖类、火柴、烟草、纸张、绸缎,以及一切杂物,则莫不取给于此(笔者注:张家口)。 而该地所出大宗物产,若皮、毛、牲畜、药材、土碱、磨姑、粮食、兽骨之类,亦胥集中于 此,转售各处”。④所以当北京政府在防疫过程中颁布断绝交通的命令后,察哈尔都统田中玉 曾屡次上书“缓停京丰火车”。⑤以山西为例,后期太原城施行戒严,“致使物价腾贵,每斤胡

  • 《财政部呈酌拟征收田赋考成条例缮单祈训示文并批令(附条例)》,《政府公报)),1914年10月17 0,第880号。
  • 《绥远都统蒋雁行呈大总统汇报民国五年份绥远各县夏禾收成分数文(附折)》,《政府公报», 1916年12月20日,第346 号。《绥远都统蔡成勋呈大总统汇报绥远各县民国六年份夏秋田禾收成分数缮折祈鉴文(附清折二)》,《政府公报», 1917 年10月26 0,第987号。
  •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王轩、曾国荃等著、李裕民等点校:光 绪《山西通志》,卷82荒政记,中华书局,1990年。
  • 林竞:《西北丛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5页。
  • 《田中玉请缓停京丰火车》,《大公报》,1918年1月11 H,第三版。

麻增至四百余文之多,物价又涨,斤面至百文钱”,“每斤猪羊肉四百文,每斤酒二百四十文, 每斤胡麻油四百文,每斤麦面八十八文,绿面一百文,饺子面六十文,筱麦面八十

斤绿豆芽二十文,每斤土盐八十文,每斤醋四十五文”。总而言之,“凡入口之食物,无一不 贵,凡人身之衣物,无一不昂,举凡一切器具,未有不三、四、五倍者”。①由于货物流通被 中断,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物资缺乏,物价飙升。

在鼠疫蔓延过程中,绥远、察哈尔等地的皮毛贸易受鼠疫影响较大,基本停滞。“京绥铁 路沿山一带为天然牧羊厂,因地气温寒,水草适宜,以千元之资本,即有千元之利,是以人 多牧养”。②以此生产的产品主要有毛毯、毛毡、毛布、毛单以及毛袋、毡帽、毛鞋等。③清代 以后,来到口外的人们,既包括来此耕种的农民,也包括从事商业贸易尤其是皮毛贸易的商 人。他们从绥远当地收购皮毛,然后经丰镇和张家口中转,进而流向全国甚至是进入国际市 场。皮毛贸易作为绥察地区大宗的商业贸易,在流通的过程中,盈利颇丰,政府也会从中抽 取巨额的商业税。根据伍连德的研究,鼠疫传染主要通过“由蒙古运输大量羊毛到铁路转运 起点站丰镇的车夫”来进行。④此次鼠疫爆发后仍有人继续从事皮毛贸易,“贩卖羊毛之商人 从包头、萨拉齐染疫区域而至铁路者,逐有数百人,”⑤而皮毛又极易滋生细菌,所以附着在 皮毛上的细菌跟着商人进而流入到市场当中,加剧了鼠疫的扩散。故而断绝交通后,“北来之 羊货暂停装运”,⑥皮毛不再流通造成短暂的商业停滞。

四、民众心理的波动

鼠疫对人造成最深刻的影响便是会给人带来心理上的恐慌,“鼠疫吞噬了一切,个人命运 不负存在,有的只是集体命运和鼠疫肆虐下所有人共有的情感,其中最强烈的情感就是两地 分居和流放之感,还夹杂着人们反抗和恐惧的心绪”,⑦民众的情绪和心理经历了一系列复杂 而又无可奈何的变化,因此人们会本能地采取一些自保行为来挽救自身的生命。不同于其他 会留给人缓冲空间的自然灾害,鼠疫是直接对人的生命安全形成威胁,尤其是肺鼠疫,从感 染到死亡,长则三到六天,短则半天。面对鼠疫如此之快的夺人性命,民众在无计可施之下

  • 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整理:《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56-259页。
  • 周颂尧著:《京绥游记》,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第792册,第393页。
  • 卓宏谋著:《绥远的富藏》,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95册,第358页。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 《论防疫事宜之重要》,《字林西报», 1918年1月10日。
  • 《北方防疫之官电》,《申报》,1918年1月23日,第六版。
  • (法)阿尔贝•加缪著,刘红利、倪思洁译:《鼠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只得寻求各路“神仙”的帮忙。绥远“男女皆崇拜偶像............................. 且于疾病时招巫问觐,迷信之

风甚炽”。①而包头“卫生知识缺乏,当街便溺,视若惯常。遇有疾病发生,即延请喇嘛祷禳, 或赴大仙庙问卜。各地医药设备,亦极简单,人民患有重症,惟束手待毙而已”。②绥远由于 地处边远,生活闭塞,百姓对新兴事物接受能力有限。当伍连德和外国医士于1918年1月到 达丰镇后,为了确认病灶,对第一例患者高氏进行了尸体解剖,但最后却导致民众群起的愤 怒,以致最后对防疫工作不甚配合。“愚民聚众约八十余人,由患疫者之父为首,得巡警之赞 助,侵入吾人之住宅,县知事亦复暗中袒护暴民,有一来此唔谈之教会友人被众殴辱”。③这 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医士不熟悉中国民间的风俗习惯,采取了盲目大胆的行为,但另一方面也 是由于民众对西方自然科学未有了解,缺乏相关医学常识,所以双方产生冲突。④在1932年 霍乱流行时,《大公报》载“惟人民迷信颇深,认为疫病之来,冥冥中必有鬼神主持期间,故 日来大打其所谓善会,邀集喇嘛僧道,聚而捧经,间夹以乐器,其热烈不下民六绥远省鼠疫 最烈时之情况”⑤。由此,1917年绥远鼠疫的“盛况”可以想见。

小结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接近,双方发生冲突的 可能性也在持续增加。正如前文论述,鼠疫发生和传播的原因离不开人的活动。基本上各个 因素都与人类有着莫大的关系。就最单纯的鼠疫疫源地而言,鼠疫疫源地客观存在于自然环 境之中,如果没有与人类接触,那么鼠疫便只在鼠与鼠之间传播,不会成为人类所称呼的鼠 疫。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由于人类的接近,自然界的鼠疫变成了人间鼠疫,从而形成自然 灾害。另外,“按照现代的观念,瘟疫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应该呈负相关,即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越高,瘟疫爆发流行的次数就越少,危害性越小”,⑥然而根据对绥远鼠疫和东北鼠疫的 研究证明,情况正相反,鼠疫的流行往往是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就是人口的流动性较大,细菌活动更加频繁。防疫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并 不同步,近代以来人类一直在拓宽生存边界,逐渐靠近自然,从而经济获得了发展,但当出 现疫情以后,政府尚未建立完善的防疫机制体制,自然鼠疫造成的影响更大。

  •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45页。
  •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47页。
  • 《西报疫症近讯》,《申报》,1918年1月14号,第十版。
  • 《丰镇防疫风潮》,《大公报», 1918年1月14日,第三版。
  • 《大公报)),1932年7月23 0,转引自余新忠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一一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 书店,2004年,第368页。
  • 余新忠等著:《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一一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第338页。

第二章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防治工作

第一节国家层面的防疫

一、 防疫背景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卫生司总理全国卫生行政事项。①“在卫生司之下 又设立四科,其中第三科负责传染病、地方病、痘疮、兽疫、花柳病的检查,船舶检疫、地 方病院及卫生会的管理”。②1912年8月,北京政府内务部成立,《内务部官制》规定,“由内 务总长管理赈恤、救济、慈善及卫生等事务,其中由卫生司职掌传染病地方病之防治及车船 检疫等事项”。③1915年内务部呈准开办传染病院,“内置治疗、预防、检查、消毒四科,延 聘中西细菌学专家设总办、医长、医员、文牍、会计、庶务等职,专司各种传染病治疗预防 之法及医药行政事宜”。④1916年3月12日,北京政府内务部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⑤共 25条,是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颁布的第一款有关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该条例从传染病 防治的角度,对防疫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成为民国初年防疫工作的基本参照。除对传染病 种类有明确的规定外,其内容基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传染病预防各项内容,施行 清洁方法及消毒方法等。第二部分,包括防疫中设置传染病院、隔离所及消毒所、设置检疫 委员、与家属沟通、处置病人尸体等内容。第三部分,包括传染病结束以后对防疫人员的奖 励及处罚等规定。1917—1918年绥远鼠疫防治基本上是在该条例指导下进行的。

二、 中央防疫措施

1917年9月绥远爆发鼠疫,“十二月十三日因驻在蒙古之丹麦教会中人报告至京称该处

  • 《内务部官职令草案》,蔡鸿源:《民国法规集成》(第2册),黄山书社,1998年,第87页。
  •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内务部卫生司暂行执掌规则》,《临时政府公报», 1912年4月4日。
  • 《内务部官制》,《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
  • 京都市政公所编纂:《京都市政汇览一》,京都市政公所,1919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99册,第61页。
  • 余凤宾:《陆国务卿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感言》,《中华医学杂志》,第3卷第2期。

内蒙古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发见鼠疫,大部与内务部即派伍连德前往调查”。①大部,即外交部,与内务部随即开始布置 防疫工作。其后根据患病者“初发时起于胸部,头痛干咳痰中带血,吐而不泻”②等症状,伍 连德判断此次鼠疫为传染最严重的肺鼠疫,从而确定了具体的防疫方法。

1918年1月6日,北京政府颁布防疫第一条命令,“内务总长钱能训呈称,查绥远五原、 萨拉齐两县及包头镇地方发生时疫,查照《传染病预防条例》,请派伍连德、陈祀邦③、何守 仁为检疫委员,担任预防事务,以资检查,而免蔓延等情,应即照准由该部饬令该员等妥速 办理,总期先事预防,毋任蔓延,以消疾滲。此令”。④该命令中,对鼠疫爆发地有较为清晰 地说明,同时从整体上确立了防疫的首要策略及方针,这成为这次鼠疫防治的基本方略。1 月7日由内务部设立防疫委员会,负责具体防疫工作的开展。

1918年1月9日,北京政府定绥远之五原、萨拉齐等处为防疫施行区域。⑤1月10日, 北京政府又颁布第二号大总统令,“东路之丰镇系交通孔道,应一并指定,以便先事预防,即 日由该部(笔者注:内务部)督饬分别施行,并外交、财政、陆军、交通等部会同办理”,对 防疫事项进一步细化,其中尤其强调丰镇在交通上的重要性。同时“内务部已派传染病院医 官带防疫器具及药品多种,由丰镇到萨等处散放施治”。⑥1月16日,北京政府又颁布《检疫 委员设置规则》、《火车检疫规则》⑦等防疫相关规章制度,为之后防疫工作的开展做了充分的 准备。在1918年北京政府《政府公报》、《大公报》以及《东方杂志》三份报纸上均有刊登, 可见当时的报纸是宣传和推进防疫工作的重要渠道。《政府公报》是民国时期政府命令、部令、 公文、公电等内容的专门汇集册,一日一出,可以说是最权威的鼠疫情况报道、宣传渠道, 人们通过报纸的报道来了解防疫消息。据统计,在1918年1月的《政府公报》中与鼠疫相关 的条目多达130余条,这些内容之后都被各家民办报纸相继转载传播,扩大了政府防治鼠疫 的宣传力和影响力,增加了民众对鼠疫工作的了解与认同。

民国政府各部依照中央的方针开始布置相关防疫事项。1月12日,委派曾任代理国务总 理的江朝宗担任防疫委员会会长。⑧同时又任命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刘道仁及秘书余诒为防疫委 员会事务主任及副主任。1月15日大总统致电天津督军曹锐、太原督军阎锡山、绥远都统蔡

  • 伍连德:《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第六年报告》,《中华医学杂志》,第5卷第1期。
  • 《督办京畿水灾河工事宜熊希龄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1月9号,第706号。
  • 陈祀邦,生卒年不详,南洋华侨,中国近代卫生学家,曾参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防治,1917—1918年绥远鼠疫爆发 主要负责晋北地区防疫。
  •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8年1月7日,第704号。
  •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册,第3 页。
  • 《晋边防疫之所闻》,《申报», 1918年1月11 0,第六版。
  • 《大总统令》,《政府公报》,1918年1月17 0,第714号。
  • 江朝宗(1861—1943),安徽江村人,曾在1917年6月担任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张勋复辟失败后,赋闲在家。1917

-1918年绥远鼠疫中任防疫委员会会长。

成勋、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以及京兆尹王达询问鼠疫的具体情况,并提醒各省注意防疫。①根据 防疫委员会1月20日公布的防疫文件显示,此时防疫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设立检验地点,统 计染疫死亡人数以及安排防疫医生三部分。②

检验地点分设在以下五个地区。第一,归绥各站主要包括归绥、萨拉齐、五原、包头, 由蔡成勋管理。第二,归绥到丰镇一路的马王庙、麦胡图、天成村、石匣沟、沙袋沟由何守 仁管理。第三,归绥到张家口一路由蔡成勋和田中玉共同管理。第四,归绥到山西一路包括 杀虎口、助马口、七墩口、鸿门、老焕湾、得胜、河曲七口由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和雁门道尹 单晋穌管理,雁门关、阳方口由阎锡山管理。第五,京绥铁路沿线的大同由陈祀邦管理,柴 沟堡和康庄由京绥陆局管理。不难看出,防疫主要是围绕鼠疫的爆发点以及传播路线来进行 的,北京政府试图从源头以及流通渠道两方面来进行布控,一方面对绥远和察哈尔各城镇进 行管理,另一方面对途经各省份的铁路沿线进行管控。染疫死亡人数的确切统计前文已经提 及,此处不再赘述。就防疫医生的安排来说,防疫初期主要是何守仁等九人在丰镇,陈祀邦 和中国医士三人及洋医员三人在大同,英国医生叶卓志、美国医生万采生、基督教医生魏礼 模、司徒和克在雁门关和阳方口,意大利医生白危黄、爱德华以及皮爱客华在太原。

1月21日交通部设立防疫事务处,主持与铁路相关的防疫工作,并由交通部次长叶恭绰 任主任。1月25日内务部公布《清洁方法及消毒方法》③作为指定防治鼠疫的卫生方法。2月 2日,内务部划定防疫区域,将绥远指定为第一区,由检疫委员全绍清④会同绥远都统蔡成勋 办理。将察哈尔指定为第二区,由检疫委员何守仁会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丰镇镇守使乔建 才办理。将山西雁门关以北指定为第三区,由检疫委员陈祀邦会同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 晋北镇守使张树帜和雁门道尹单晋錄办理。将山西雁门关以南指定为第四区,由山西督军兼 省长阎锡山督饬山西省防疫分局办理。⑤为了更好的开展防疫工作,2月7日内务部又制定《防 疫配备表》以及《百斯脱患者调查表》。⑥3月4日,内务部拟定《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 ⑦对防疫当中卓有贡献者进行表彰。

综上所述,1918年1月政府接到防疫消息后开始布置防疫相关工作,防疫动作较为灵敏, 既有初步防疫措施的执行,亦有后续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化,当然上述措施执行的成效如何,

  • 《大总统饬行天津曹督军等电》,《政府公报》,1918年1月15 0,第712号。
  • 《防疫委员会公布关于防疫文件》,《政府公报》,1918年1月20日,第717号。
  • 《疫务汇要》,《中华医学杂志》,第4卷第2期。
  • 全绍清(1884—1951),字希伯,直隶宛平人,中国近代卫生学家。曾协助伍连德防治1910—1911年东北鼠疫,后主持1917 —1918年绥远鼠疫防疫。
  • 《内务总长钱能训呈大总统拟请划定防疫区域施行职务以专责成文(附表)》,《政府公报)),1918年2月3日,第731号。
  • 《内务部训令第 号》,《政府公报》,1918年2月10 0,第738号。
  • 《大总统指令第四百二十六号》,《政府公报》,1918年3月5日,第759号。

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讨论的问题,此处暂不赘述。1918年5月2日,内务部“呈报疫症肃清, 应将各区检验机关分别撤销”,①标志着绥远鼠疫的防疫工作彻底结束。

三、防疫经费

民国中央政府制定防疫推广策略,防疫工作正式启动。那么下一步就是经费的投入。“在 中国开展的任何防疫工作,在启动之初,均由某负责机构做出精确的经费预算,并说明需要 款项的理由,即使是最严重的鼠疫流行,也需要说明花费是否适当”。②然而在各地上报的制 约防疫效果的电文当中,经费一项始终居于首位,成为最大难处。防疫开始后,英、法、美、 日四国即给民国政府借款一百万元用于防疫工作的开展,③并附加以下四个条件。“(一)用途: 须证明不移作别用;(一)担保:盐税;(一)禾U息:七厘;(一)期限:由本年(笔者注:指 1918年)六月起每年归还十万元”,拟定“借款由盖印成立之日起五日内先交金额三分之一 即二十四万两,由四国银行团在天津及北京交付防疫当局,其余之款旧历正月后陆续交付”。 ④虽然四国银行宣称给北京政府贷款一百万元作为防疫经费,但实际上内务部只接收到64万 余元,远远未达到当初的借款款项,后续款项是否到达不得而知。

据《政府公报》记载,自1917年1月9日至2月15日北京政府共收入现洋三十五万七 千零八十五元零六分,共支出二十三万七千四百十五元一角四分,最后结余十一万九千六百 六十九元九角二分。⑤自2月16日至3月15日共收入四十四万六千二百元零零五角二分, 共支出十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七元三角六分,最后结余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三元一角六分。⑥ 自3月16日至4月15日共收入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二十三元一角六分,共支出二十万零三千 七百十三元九角九分六厘,最后结余七万五千六百零九元一角六分四厘。⑦据此分别制作防疫 经费收入及支出表,以示经费收支情况。

  • 《大总统指令第八百二号》,《政府公报», 1918年5月3日,第817号。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岀版社,2011年,第154页。
  • 王吉民、伍连德著:《中国医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 《防疫借款成立》,《益世报», 1918年1月20 0,第三版。
  • 《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2月20日,第746号。
  • 《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3月22 H,第776号。
  • 《通告》,《政府公报》,1918年4月29日,第813号。

表2-1      北京政府防疫收入款项表

表2-2北京政府防疫支出款项表

从1917年1月9日防疫开始至5月2日防疫结束为止,北京政府共收入防疫经费六十八 万三千六百一"五元六角六分,共支出六十万八千零六元四角九分六厘,最后结余七万六百 零九元一角六分四厘。其中所收入款项主要来自财政部拨付以及四国银行团借款。支出款项 分为两部分。根据用款单位,防疫经费主要拨付中央和地方政府使用,其中中央使用防疫经 费最多的是负责防疫具体事项的内务部,地方经费使用最多的是绥远、山西和察哈尔三省。 根据款项用途,内务部拨付防疫相关人员的经费主要用于一般防疫以及购置药品、延请医士 和各地医士前往疫区的差旅费,其中差旅费占很大比重,说明在疫情期间派往疫区的人员较 多,其中既包括中国医生,也包括西方医生。

四、交通管制

在1917-1918年绥远鼠疫蔓延过程中,铁路作为重要的交通方式,对鼠疫的传播以及人 口的流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防疫后期1918年3月13日,交通部制定《铁路防疫联合会规 则》,②京奉、津浦、京汉、京绥、正太等各铁路共同组成铁路防疫联合会负责铁路以及铁路 沿线疫情的管控。

作为各铁路的起点和终点,北京面临着巨大的防疫压力。后期为了客车的开通,内务部

  • 笔者注:在对防疫经费收入和开支表格中的数据进行统计时,笔者将部分数据进行了整合。对部分没有清楚注明经费开 支去向的条目,笔者将其归为一般防疫经费来计算。
  • 《交通部指令第八一五号》,《政府公报》,1918年3月19日,第773号。

决定在南口成立防疫留验所、隔离所,勒令南口防疫事务主任委员李兆年和昌平、延庆知县 对“大榛峪、二道关、灰岭、锥石山、得胜口、汤峪沟、白羊城口、柏峪口、高崖口等处北 来旅客应即妥派兵警严密检查,送所留验”,①以期保证铁路交通的安全。除此以外,内务部 还电令京兆尹王达对“人行小路,最易绕越”之地,“应即严饬所属特别注意遮堵检查,毋稍 疏忽”。②

鼠疫主要影响的是由丁士源负责的从北京到丰镇的京绥铁路。京绥铁路作为与鼠疫爆发 地最接近的铁路,北京政府的防疫工作开始不久,即于1月9日暂时停止运营。3月15日, 决定复运,拟定以下条目:“一、由北京向北上之旅客毋庸留验,其由南口至北京之旅客亦毋 庸留验,但须留验时再行通告。二、所有丰镇、康庄间拟乘下行火车之旅客,除照第三条各 项施行留验外,如期满后身体健康,一二三等之乘客由检疫所医官在右腕上盖以证明戳,以 凭购票。三、由丰镇至北京下行客车先以下列六站发售客票:丰镇、大同、阳高、柴沟堡、 张家口、康庄,但所有向该六站拟购买一二三等客票乘车之客”须遵照“所有拟乘火车之旅 客均须先在检疫所留验五日等九项办法。四、除车站员役及持有车票者准入站台外,所有贩 食物人等均不得入站台”。③京绥铁路主要从以上四点对铁路的正常通行以及旅客的安全进行 保证。

其次是由丁平澜负责的从直隶正定到山西太原的正太铁路。正太铁路是山西省最早的铁 路,中途经过石家庄等地,山西境内紧要车站包括太原、榆次、寿阳、阳泉四处。1918年1 月23日山西地方官“磋议派人盘诘搭车旅客,凡由北地来者一律暂行禁阻,其确非由北地来 者,由该管给予凭照,本路验照售票方准登车 并拟于各该站派设医士一员以备察视旅 客之用,除本路医士留石办事,太原借助于天主教堂医士外,复请交通部代聘华医三员分派 各站任事 同时本路以羊毛皮货易藏污秽,凡北来之羊毛皮货亦暂停运”。④其后又制定 “惟搭客须先由路局医士查验于左腕盖戳后,并在指定客栈内留验三天方准登车”的政策。⑤

再次是由王景春负责的从卢沟桥到汉口的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京汉铁路“起于北 京,经清苑、正定、邢台、磁县,贯河南全省,已达湖北汉口,全长二千六百三十里”。⑥防 疫伊始,“京汉铁路局长、副局长、车务处处长及中西各医生等共同组织本路防疫会,合力举

  • 《内务部训令第 号》,《政府公报》,1918年3月3日,第757号。
  • 《内务部训令第 号》,《政府公报)),1918年3月3日,第758号。
  • 《京绥铁路防疫期内开行客车广告》,《政府公报», 1918年3月12日,第766号。
  • 《正太铁路监督局长丁平澜呈交通部为陈明本路筹备防疫情形并抄送山西各项文件文(附来函)》,《政府公报》,1918年2 月8日,第736号。
  • 《交通部收正太路局电(三月十四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19 0,第773号。
  • 白眉初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一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从刊》,大象出版社, 2009年,第791册,第280页。 办,并监督防疫一切事项。北京、保定、石家庄三站为直晋交通重要地点,业经在该三处派 定就站检验,遇有染病或疑似染病之搭客,即禁止上车,由医护人员并本路巡警护送至隔离 处内诊验,并于必要时就地设立隔离所”。①除此以外,京汉路局还制定了与防疫有关的十三 条布告颁行。疫情快要结束时,为了缓解货物囤积过多的问题,京汉路局决定“将该段内大 小各站即日开放,专运整车货物,不售客票,押货人应持有本路医生执照,方可登车,每车 以一人为限,货物运到由本路在商道代卸照章收费,以免立即知照收货人赶速前来起货,起 货小工并须一律携带面罩”,在“变通之中仍寓防范之意”。②

最后是由徐世章负责的“起于天津,南经沧州,贯山东、安徽、抵于江苏浦口,全长二 千一百七十里”的津浦铁路。③津浦铁路受1917年直隶等省洪水泛滥的影响,一直处于半停 运状态。其后由于济南染疫,津浦铁路运行受到阻碍,于是津浦路局“派卢医官会同柯博士 赴济,切实调查筹议办法,并于南北要站分设检疫所,以便留验。在该段未成立之前,自本 月起先将黄河涯至界首共十三站所有上下行快慢各车一律暂时停止售票,以免疫气流行”④。 其后江朝宗召集地方军民长官、柯德仁博士、北岛博士以及中西各医士和津浦铁路局长徐世 章商定津浦铁路防疫办法四条:第一,死亡者之检查,第二,户口之检查,第三,设立防疫 病院及隔离所,第四,自三月三日起济南站发售头等客票,所有上下行快慢客车,每次只以 十人为限,凡搭客车须先往车站防疫检验所,经本路济南防疫所医官会同验明身体强健方准 购票登车,俟十日内不再发现疫症再行发售二三等客票。⑤随着疫情的发展,自3月22日起 “由南京至镇江一段客车停开”,并“将浦口、浦镇、花旗营、东葛岛、乌衣五站所有快慢客 车均停止”。⑥

上述铁路从东西、南北两大方向纵贯中国,一方面加快了信息和人口的流动及传播,但 同时也将鼠疫带向四面八方,加快了鼠疫的扩散速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鼠疫爆发后一 部分火车施行停运,但另一部分火车仍在开行,只是取消了二三等客票,允许售卖一等票, 普通民众的出行权利受不平等对待,这种区别对待在灾害面前体现的尤其充分。

五、近代医学防疫

  • 《京汉铁路防疫第一次广告》,《政府公报1918年2月1日,第729号。
  • 《交通部收京汉路局来电(三月八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13 0,第767号。
  • 白眉初著:《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一册•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政府丛刊》,大象岀版社, 2009年,第791册,第287页。
  • 《徐世章来电(二月十八日)》,《政府公报», 1918年3月3日,第757号。
  • 《交通部收津浦路局来电(三月三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9日,第763号。
  • 《津浦铁路管理局广告》,《政府公报》,1918年3月27 H,第781号。

1917-1918年绥远鼠疫处于中国近现代防疫体系正在健全的过程中,尤其是经过1910 —1911年东北鼠疫后,“万国鼠疫研究会”达成的共识无疑需要一个实践的平台。正是在这 样的契机下,投身此次鼠疫的防疫人员才如此之多。根据事后北京政府按照《奖叙金条例》 公布的防疫出力人员名单,绥远和察哈尔参与防疫工作的文职和武职人员共计554人,①如果 加上底层相关人员以及其他各省人员,估计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防疫中一直存在的中西医之争。自近代以来,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一 直存在,在传染病发生过程中尤其突出,双方对各自医学的效果一直存在争议。西医一直处 于上风,但中医也在寻求转变发展之道。在此次鼠疫中,除接纳大量西医参与防疫外,政府 同时派遣部分“以研究医学,考证疫情,尊重民命为主义”②的中医来加入到西医的治疗过程 中。一定程度上,双方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中医开始慢慢向西医学习隔离、消毒等方 法。但由于处于中国西北地区,民众的思想较为封闭,对新医学以及新技术的接纳程度有限, 同时西方医生和当地政府未能对鼠疫进行深入宣传,因此双方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典型案 例就是造成伍连德等西医和丰镇民众之间仇视的解剖事件。伍连德作为东北鼠疫的防疫总负 责人,在本次鼠疫发生后第一时间就受中央政府委派来调查绥远鼠疫情况。在发现丰镇第一 个病人后,西医为了尽快确定病灶,于是在没有通知患者家属的情况下实施了解剖。根据1913 年内务部颁布的《解剖尸体规则》第一条,“医士对于病死体,得剖视其患部,研究病原。但 须得该死体亲属之同意,并呈明该管地方官,始得执行”。③当然这次解剖的效果是明显的, 确定了患者为传染最迅速、死亡率最高的肺鼠疫,从而也进一步确定政府的防疫方向。但引 发的问题也是严重的,西医在解剖完病人后,未能很好地处理病人的尸体,当家属看到以后, 双方产生激烈的冲突,甚至发展到民众攻击医生火车,这也直接导致伍连德退出后续防疫工 作。其后由全绍清带领陆军军医学校的医士 80多人赶赴疫情一线,负责绥远的防疫工作。④事 实上,“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作斗争”。 ⑤可以看到,西医在鼠疫中的工作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同时成效也很显著,但由于部分西医只 专注于传染病的防治,对中国民众的心态、心理和风俗习惯没有充分地把握,故而造成医士

  • 《内务总长钱能训、陆军总长段芝贵呈大总统会核绥远都统请奖防疫出力陆军人员勋章文(附单)》,《政府公报)),1918 年12月25日,第1045号;《内务总长钱能训呈大总统核拟绥远都统请奖防疫出力人员文职勋章文(附单)》,《政府公报》, 1919年1月14日,第1059号;《内务总长钱能训呈大总统复核察哈尔都统奖给防疫出力人员文职勋章文(附单)》,《政 府公报》,1919年]月15 H,第1060号。
  • 《江会长致大同张镇守使单道尹电》,《政府公报», 1918年3月4日,第758号。
  • 张在同、咸日金编:《民国医药卫生法规选编(1912——1948)»,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页。
  • 《绥区防疫旅行记》,《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民国八年六月。
  • 夏明方、康沛竹:《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和病人之间的隔阂O

六、外国的介入

经过晚清、民初几十年,进入中国各行各业的外国人为数不少。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 对1918年各国在华商号和居民的统计,1918年各国在华商号6930家,居民244527人。①该 统计数字,没有包括在华传教士,驻华外国军官也没有完全统计进来。如果把上述人口也计 算在内,估计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表2-3       1918年在华外国商号和居民统计表

鼠疫传到北京后,各国驻华使馆高度重视。1918年1月1日,驻京英、美、俄、法、意、 日六国公使馆附属医官在英国公使馆内开会,临时公推法国医官古参氏为主席,讨论各国关 于防疫之提案。1月4日又开了第二次会议,主要是“协和医学堂某教师将最近所得之报告 传示会员”,对“根本的预防方法有所讨论”。②其后各国外交团决定各派医生一名,并由外交 团选定委员组织健康委员会,来加强北京政府与外交团的联系。选定的委员为“英国巴敦书 记官、美国铁尼恩博士、法国别里兵大尉、日本船津书记官”,③其后英、美、日等国的医士 纷纷来到中国,参与到防疫工作中。虽然中国政府拒绝外国政府的介入,但是仍然接受外国 医士参与到中国的防疫事业中。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末期,外国可以有更大的活动 空间也有更大的意愿参与到中国的日常事务当中来。报纸上登载的关于绥远鼠疫的第一则消 息便是发表在《华英时务报》的“山西武原县(笔者注:地名讹误,应为绥远五原县,下同) 挪威教育会长老弗里德石投莫来函云,武原县瘟疫盛行,嗣经电询真相得其复电如下,武原 瘟疫甚盛,患之者头痛吐血咳嗽,两日即死,无有愈者,人民恐惧不知有救济之法否”。④

  •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表30《在华的外国“商号”和“居民”》,表中的数字

来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 1912——1921年》第2部分。

  • 《议防晋边鼠疫之所闻》,《申报)>,1918年1月9日,第六版。
  • 《防疫消息汇志》,《益世报》,1918年1月8日,第三版。
  • 《武原县之瘟疫系肺炎志》,《益世报》,1917年12月24日,第三版。

以日本为例,“ 1917年11月,美、日订立《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 特别是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则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①自 此以后,美日两国在暂时取得一致利益的前提下,计划进一步谋求获得更多权利。而此前日 本曾在1917年6月向美国声明“日本在华向有卓越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石井在向蓝辛说明 “特殊利益”的内容时,曾举例说:“假如中国遭受天灾或瘟疫,或发生内乱,或'成为共产 主义的巢窠,,日本安全变受到'威胁,,便可作干涉中国内政的'自卫'行动。实际即要把 中国当作日本的保护国”。②可以说,《蓝辛、石井协定》的签订为日本此后干涉中国内政提供 了正式依据。不幸正如石井所说,协议签订不久,中国境内便遭受了瘟疫的侵袭,这对日本 干涉中国事务无疑是个良好的机会。日本决定派小管医生前往丰镇视察实地情况。③同时“某 日人谒内务当局,对此次百司笃蔓延,愿与政府缔一合同,以若干之代价,予以若干日之期 限扑灭此毒”。④北京政府出于维护本国内政的需要,婉拒了日本的帮助。事实上,“大国的外 交代表在影响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方面,远不如他们所认为的那么有效............ 由于民

族主义意识和无条件维护主权的愿望不断地先是渗入晚清的官僚集团,然后渗入其民国的后 继者,这种抵制态度有所发展”。⑤

第二节地方的防疫措施

北京政府接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之后,将全国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划分为四个防疫区域, 分别是绥远、察哈尔、晋北以及晋南,并派遣专门的检疫委员负责。其他染疫地方则选择适 当机会来选派防疫相关人员。

一、绥远特别行政区的措施

从1917年12月13日中央接到鼠疫爆发的消息到1918年1月采取措施的这段时间,绥 远主要由都统蔡成勋进行鼠疫防疫工作的安排与布置,除“成立防疫总局,设归绥临时防疫

  •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04页。
  • 石井菊次郎著:《石井子爵回忆录》,转引自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04页。
  • 《防疫消息汇志》,《益世报》,1918年1月8日,第三版。
  • 《防疫消息汇志》,《益世报》,1918年1月12日,第三版。
  •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1页。

医院,拨款购药品,清道路”等措施外,还在“五原、萨拉齐、包头、台格木以及东西买达 尔各地设检验所和隔离所”。①1918年1月2日伍连德抵达丰镇后,快速考察鼠疫的详细情况, 不久后即由他主要负责绥远防疫。但在后续的防疫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如“当地官吏不实 行政府医员伍连德及西医之计划”,再如,因检查患疫而死的两名英美医士的尸身还遭到“愚 民凌辱”。②1918年2月初,伍连德的工作改由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全绍清接替。全绍清抵达绥 远后在归绥第一中学设立检验事务总所,将原来防疫总局的医院以及检查各所统归于其管辖。 同时对归绥人口稠密的济生院以及人市街进行检疫消毒,对之前疫死人员众多的归绥南郊孤 魂摊进行了多次焚烧来隔绝细菌的传播。③经过此番整理之后,归绥的鼠疫得到了有效地控制。 对比来看,全绍清处理防疫更为得当,一方面因为其更了解中国百姓的实际生活,同时也因 为发现了新的鼠疫防治方法。“他们采取的方法不局限于石炭酸的一种,而是采用更多的新方 法,如除石炭酸水喷雾之外,还有升汞水喷雾、硫磺蒸法、福尔麻(马)林蒸汽、升汞水浸 透、福麻林蒸汽、日光消毒、焚烧等     这次防疫还有一个特点是对致病菌的检查大有进

步,譬如,用显微镜观察细菌的形态,用格拉谟氏法和两端浓染法染色检查痰及其他分泌物, 并做细菌培养和动物试验”。④

尽管如此,绥远死亡人口仍旧如此之多,是何原因呢?按照鼠疫蔓延时间,绥远鼠疫分 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省内自由蔓延期,第二阶段为省外扩散期。第一阶段,绥远鼠疫爆发 后在近半年的时间内缺乏管控措施,民众挣扎在鼠疫第一线无可奈何,鼠疫也在归绥、萨拉 齐、和林格尔、托克托、五原以及土默特等蒙汉民众生活地区扩散。《政府公报》显示无论是 绥远、察哈尔,还是山西,基本上都有每日向中央报告鼠疫死亡人数的任务,绥远在执行过 程中基本上是断断续续,缺乏统一的纲领目标。而察哈尔和山西对死亡人数以及时间的统计 则比较完整,甚至是当2月20日丰镇无疫之后,何守仁仍然坚持每日报告,直到3月13日 才“拟停送每日报告”。⑤

第二阶段,政府防疫开始。从绥远内部说,影响防疫效果的原因是兵祸和匪患。泛滥的 兵祸和匪患,消耗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的精力,因此当瘟疫降临时,政府没有更 多的精力投入,加大了鼠疫平息的难度。民国初年的大土匪卢占魁即属于此例。1915年,卢 占魁聚众崛起于丰镇县近,此后在绥远中西部依靠打家劫舍、奸淫掳掠过活,1917年初被时

  • 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九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 《西报对于北方防疫之危疑》,《申报》,1918年1月17 H,第六版。
  • 总结自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九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 全绍清:《民国七年第一区检疫事务报告》,《陆军军医学校校友会杂志》,转引自朱建平:《近代卫生学家全绍清和早年成 就》,《中华医学杂志》,2000年第4期。
  • 《何守仁自丰镇来电(三月十三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16日,第770号。 任绥远都统的蒋雁行所收编成为绥远骑兵游击旅,不久复叛。①民众的日常生活与战争休戚相 关,在性命尚且不能得以保全的情况下,将重心置于社会生产与防疫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从全国来说,近代以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政府为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 保证其在边疆地区的统治,逐渐开始“改变新疆、蒙古、西藏等地区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 逐步建立行省体制,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试图推进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但“由 于民族地区各自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和政治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从而制 约了一体化政策的执行效果。②具体到绥远也是如此。“绥远地区的近代化是以清政府对绥远 地区的加强控制开始的,”③主要以放垦蒙地,设立州县,进而建立行省为主。但在实践过程 中放垦蒙地引起下层蒙古民众的反抗,而设立州县则引起蒙古王公上层的抵制。而后自1912 年民国成立后的晋绥分治,1914年绥远特别行政区建立,至1917年绥远鼠疫爆发的几年间, 摆脱了山西管理的绥远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泥潭,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当地的管理者对 绥远一地的物产民情并未形成一个清晰且全面的认识,完全只是为了应付中央政府,或者从 当地掠夺军费用于本派系的斗争。“民国六年归绥县农会成立兼供军用之草料,经费年支七千 二百元,复设公车局,由道尹委派局长供给过境及驻军之车马,经费年一千七百余元”,④这 些经费最后都摊到老百姓的头上。除此以外,当北京政府接到绥远鼠疫爆发的消息后,询问 时任绥远都统蔡成勋,但其“装聋作哑,不承认有疫之情形”,西报称其“顽固达于极点”。⑤ 蔡成勋之所以不承认绥远有疫,只是因为有“每日征收羊毛税项五百元之款”的收入。⑥自 1912至1920年,绥远先后经历了四任统治者,执政时间最长的是皖系蔡成勋,历时四年, 执政时间最短是直系蒋雁行,统治绥远甚至不到一年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统治者能 对绥远建设提出多少有效的方针,值得商榷。
  •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
  • 苏德:《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
  • 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 郑植昌、郑裕孚修:《归绥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235页。
  • 《西报论晋官场玩视疫症》,《申报», 1918年1月15 0,第三版。
  • 《西报论防疫事宜之重要》,《申报》,1918年1月13 0,第六版。
  • 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66年,第462—466页。

二、绥远以外地区的措施

(一)  察哈尔的防疫

察哈尔的防疫主要开始于丰镇染疫之后。鼠疫发生时丰镇尚有京绥铁路通行,因此其防 疫举措与绥远稍显不同。1918年1月9日,中央决定断绝交通后,察哈尔掐断了和外界的沟 通渠道。此前来往山西和绥远的人往往从丰镇经过,丰镇成为交通中转站,鼠疫便由此四处 传播。另一方面,在丰镇设置防疫站之后,伍连德要求无论是绥远还是察哈尔的疑似病患都 要由士兵送到丰镇检验,这在无形中加剧了丰镇当地百姓患疫的风险。为了减少风险,丰镇 制定了军队分队防堵的办法:“一、职路马一营驻丰,并调查四乡瘟疫事宜,马二营与第五路 步五营驻凉,防堵由杀虎沟、石匣沟等处来丰要道;二、职路马三营分驻双古城、淤泥滩等 处堵截丰绥要道;三、职路马四营左右两哨分驻弓沟、张皋两处,与驻八苏木县队武管带, 暨熊团驻隆盛庄袁营长互相联络,遮断赴张大道;四、熊团步二营分驻麦胡图、天成村,步 三营并机关枪驻马王庙遮断由丰赴绥行人,现由何医派医士三员往天成村、马王庙两处实行 检验;五、陶林由丁统领、王管带担任防堵,并令遇事与凉城张管带联络,以期周密;六、 孙部缉四营驻合孝胡同,再由丁统领酌拨一哨驻卓资山”。①上述办法的实施,对丰镇周围交 通进行了密切的监控和阻隔,一定程度上切断了鼠疫细菌的传播。

(二)  山西的防疫

自1月5日山西右玉县出现染疫患者后,山西当局就开始布置相关的防疫事务,同时确 定了 “有防无治”的方针。阎锡山聘请美国医士杨怀德为山西防疫总顾问,②由其全权管理中 外医士以及防疫相关事项。针对地方官吏中“类无防疫智识勤慎奉公者”和“措施张皇居心 怠忽者”,③山西政府又制定了《县知事防疫功过条例》,④对有疫地、邻疫地、非疫地知事采 取不同办法。同时还制定了《防疫总局简章》、《检查所简章》、《贫民收容所简章》、《省城商 号出入门禁规则》、《防疫讲习所简章》等规则。⑤山西防疫主要在全省防疫机关的指挥下从以 下七个方面展开,主要包括遮断交通方法、严重检疫方法、疾病发见方法、清洁及消毒方法、

  • 《田中玉来电(一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政府公报》,1918年1月28日,第725号。
  • 《内务部致榆林镇守使道尹电(一月二十五日)》,《政府公报», 1918年2月3日,第731号。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页。
  • 地方法令编审委员会编:《山西单行法规汇编》,地方法令编审委员会,1919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 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343册,第341页。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28、130、132、135、136、137、 138、139、140、142、143、144 页。

设置病院及隔离所、尸体处理方法和不洁营业处理方法,防疫效果显著。

1、山西省防疫行政机关

山西防疫行政机关由全省防疫总局、省外防疫行政机关以及关隘防疫行政机关三部分组 成。

除此以外的其余县指定为预防区,按照受疫情影响程度分为特别注重地、邻疫次重地、正太 路经过地以及普通预防地。预防县区防疫机关主要为督办防疫执行处、防疫分局、防疫督查 所、防疫稽查所、防疫检查所、病院及隔离所等机构。

关隘防疫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各个关隘的防疫事项,涉及23个关口。其中最要隘包括得胜 口、杀虎口、七墩口、红门口、滑石口、雁门关、阳方口、石岭关、原平镇以及天门关。

2、断绝交通方法

山西遮断交通的步骤主要针对的是关隘和县区。关隘遮断交通分为三条防线。第一防线 包括天镇县的枳儿岭、瓶窑口,阳高县的镇门堡、守口堡,大同县的镇川口、据墙口、得胜 口,左云县的助马口,右玉县的杀虎口,平鲁县的七墩口、镇川口,偏关县的红门口、滑石

口、老牛湾,河曲县的侯家口、唐家会、阳沔口,保德县的东关渡,兴县的黑峪口、离石县 的磧口镇。第二防线包括繁峙县的北楼、水峪和小石口,代县的广武镇、阳明堡,宁武县的 阳方口和宁化堡,奇岚县的三井镇,兴县的罗峪和黑峪口。第三条防线包括惇忻交界的原平 镇,阳曲边界的石岭关和天门关。县区遮断交通主要是将疫重地21县、疫轻地7县以及邻疫 地10县的交通断绝,以期保护县境内百姓的安全。

3、 严重检疫方法

就检疫情况来说,主要分为冲要检疫和铁道检疫。冲要检疫针对的是往来的行人、车辆 和货物,在全省范围内10个地区进行检疫。而铁道检疫则包括了经过山西的京绥路、正太路 等铁路的检疫。尤其是正太路,除由第一防疫分局和首义关在省会车站检疫以外,同时还在 榆次、寿阳、阳泉以及娘子关等经过地车站进行检疫,确保旅客的安全。

4、 疫病发见方法

疫病发见主要包括户口检查、诊断报告以及尸体检查三部分。对未染病的省内19个县居 民施行由各村长带领的挨家挨户的调查。而对染病的民众则例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制成 由病人姓名、住址、籍贯、年龄、职业、发病日期以及死亡日期做成的表格,方便统计。针 对已经染病死亡的人口进行尸体检查,通过检查可以对鼠疫的症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5、 清洁及消毒方法

清洁主要针对的是公众防疫、家室防疫和个人防疫。除对省会中的公私机关以及民商各 户进行清洁外,还对大同等29个县进行了清洁。消毒主要在全省范围内24个县进行,共派 遣40队消毒队,共计412人,其中医士 50人,基本可以做到每队都有一名医士。

6、 设置病院及隔离所

病院总局分为疫病院和疑似病院,在全省12县内设有分局。隔离所设置于全省28县。

“各县家属病人一经隔离,早经分饬酌予接济饮食,或由村长副代为购办,并于有疫之区分 设递接所传食物,以免传染”。①

7、 尸体处理方法

在全省28县内设有掩埋组织,共27队,357名队员,共计384人。从一份“宁武偏关 火葬一览表”中可以看到,该表中涉及的病人经过火葬的有21人,宁武17人,偏关4人, 上述病人从疫死到火葬平均日期是2天,甚至大多数在1天之内就进行了火葬,可以看到民 众自我防护意识的提高以及防疫工作的积极进行。

8、 不洁营业处理方法

  • 《太原阎锡山来电(二月十七日下午六时)》,《政府公报》,1918年3月3日,第757号。

在有关不洁营业的防疫工作中,政府将不洁营业场所分为四项,其中本蒙不洁场所包括 粪厂、屠兽厂和硝皮场。易近不洁场所包括澡塘、理发所、洗衣局、质当局、大小客栈、毡 毛铺、剧场、妓寮以及车马厂。常有不洁情弊场所包括茶场、料理馆、饭摊、粉房等。最后 是其他人众集合的场所,例如集市、赛会以及说评书、耍百戏等场所都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无论是谢泳,还是曹树基,都对此次山西的防疫给予了高度评价,①认为死亡人数较少, 消灭鼠疫较为迅速。山西防疫自1月5日开始至3月20日结束,共死亡2264人。这部分人 数只涉及晋北各县,太原以南基本没有患疫地区,自然也就没有死亡人口。将该地死亡人口 与绥远对比,绥远从1918年1月至4月共死亡700余人,而处于死守严防之下的山西的死亡 人数比鼠疫严重的绥远增加三倍以上。当然我们可以说鼠疫最严重的时期是1918年1、2月 间,如果不是阎锡山大力整顿的话,可能死亡人数要远远大于目前统计的人数。这或许是受 当时防治能力所限,也或许是由于两地人口基数的差距。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阎锡山为了向 北京政府证明其有处理本省内部政务的能力,从而防止政府来插手干预本省事务,所以在防 疫的过程中目标明确,手段多样。具体来说,防疫伊始即确立了有防无治的方针,此后通过 山西当地的村社组织来进行防疫的宣传以及大规模隔断当地的交通,阎锡山自1917年“兼理 山西省政,首先成立行政人员训练所,灌输新知。即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遍著 《人民须知》,广布全省,家喻户晓。先实行户口调查,编村组织,设村、闾、邻长,施行'村 本政治',山西政治由此而肇其基”。②另外对外国医士采取相当包容的态度,任用医士杨怀德 成为防疫主要负责人员等措施,无疑是其个人能力的直接证明,以及山西地方防疫措施得当 的直观体现。阎锡山在防疫过程中确实进行了相当完备且明确的防疫举措。另外,本次鼠疫 中,太原以及太原以南并未染疫,但是邻近的直隶,甚至是更远的南京均有染疫人口,很大 概率是受铁路的影响,但同时也可说明阎锡山对晋北和晋南的重要性是有不同考量的,所以 两处的防疫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太原作为山西的政治经济中枢,是万万不能染疫的,所以当 时规定是太原城只准出不准进,这和归绥染疫之后,绥远都统蔡成勋施行的政策是基本相似 的,都是通过关闭城门来防止核心城市沾染鼠疫。③

(三)其他各地区的防疫

和绥、察、晋三省相比,直隶、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安徽、江苏等省市地的防 疫相对简单。通常情况下,当某地出现鼠疫感染的消息后,才通知周围县分要加紧注意或者

  • 参见谢泳《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中国减灾》,2004年第9期。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一一以1918年山西 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 阎锡山著:《阎锡山早年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第81页。
  • 赵国鼎口述,刘映元整理:《世远堂旧话》,《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册)》,内蒙古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内蒙古党委 机关印刷厂印刷,1996年,第129页。

是随时设立相关防疫机构以及传染病院。囿于鼠疫传染速度以及传播的不确定性,北京政府 对除绥、察、晋等省市外疫情较轻的地区的防疫举措基本上处于旋设旋解的状态。

绥远发生鼠疫后,中央政府出于保护北京的目的,内务部筹款五千元在传染病医院附设 京都临时防疫处,施行主要的检查消毒事务。具体内容包括聘请临时医员、药剂师、看护、 消毒夫役数人、对药品、器械进行检查或消毒、在天坛神乐署暂时设立一间临时防疫医院、 聘请外交团医生以及北京著名医士为临时名誉顾问来参与防疫事务等措施,①旨在隔离北京, 保护北京的安全。

1918年1月18日张家口防疫事务所成立后,“当即派医分段检查,并于由绥丰大同至张 家口各要口设卡防堵 每日据各医员报告张垣五区并外设六卡”。②疫情后期张家口防疫 主要变通为三点:第一,如乘车人确系本处商家,应用该商号图结住户,应觅妥实铺保,一 并报由警署查核开单,知照医官准将留验日期缩短两日,俟一星期后如确无疫症发生,当酌 量情形再予缩短一日。至康庄无警署应由医官酌核办理。第二,行政机关服务人员因公乘车 应由该管机关印文转知警署知照验明健康,盖戳放行,免予留验,如不愿盖戳,即由警署出 具印照,送由医官签字亦可,该项印照仅限一人,并将该员职名添注。第三,外来旅客仍应 照章留验五日。

1917年由于直隶、山东等省发生水灾,容易滋生细菌。因此直隶“所有曾经浸没之房屋, 悉由北洋防疫处派员消毒,给有执照,始准迁居其中,其中近更加派检诊队三队,每队医官 一员,巡捕二名,夫役二名,每日出发分赴城庙各灾区检查,灾民有无疾病,以资救治,并 给予药品,如有关于传染类病者,概令夫役护送至西营门外防疫医院医治”。③

济南疫情出现主要是“铁路巡警尹继周赴浦口至下关购米回省,感疫身死,传染同棚警 示士王新盛、杜良才及该警等家族三人,共疫毙六人。”后据调查尹继周“赴浦时尚有警兵周 少连通行,并无传染,至于尹警家族同院者计七家十五人,经隔离六日均无传染”。其后“由 本地军民长官筹设防疫总所,派唐道尹为总办,宋警厅长为会办,军医院长谭斌宜为所长, 聘有美国医士一员,英日医士各两员,城关计分九区,各派医士检查,另设埋葬消毒等队分 司职务”。④

除疫区之外,陕西、宁夏等无疫区也向中央汇报了本地的预防情况。陕北镇守使2月8 日电称“陕北以北一带尚无疫症发生,然必事先预防始免受染,敝处已会同榆林道尹派专员

  • 京都市政公所编纂:《京都市政汇览一》,京都市政公所,1919年出版。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第99册,第217页。
  • 《张家口田中玉来电(一月三十日下午十时)》,《政府公报)),1918年2月3日,第731号。
  • 《直隶防疫谈》,《申报》,1918年1月1日,第六版。
  • 《江会长来电(三月二日)》,《政府公报》,1918年3月6日,第760号。

于绥区毗连各要道检查行旅,严禁进入,并在榆设立防疫局,及沿边各县设立分局”。①宁夏 道尹也称“宁夏各属并未发生疫病”。②

综上所述,在无法对鼠疫细菌进行遏制的前提下,或者说当时的医学尚未生产出鼠疫疫 苗的情况下,政府以及防疫人员只能从鼠疫传播途径入手来解决其中的人口流动以及风俗习 惯、卫生习惯等问题。依照上文提到的鼠疫传播的途径,鼠疫基本上是沿铁路线传染,所以 染疫情况较轻省份的防疫办法就是停运铁路,隔离患病人士。停运的铁路线,首先是京绥铁 路,其次是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在对一系列铁路和陆路交通进行断绝后,延缓并控制 了鼠疫扩散的速度。在民众意识到鼠疫会剧烈传染以后,照顾病人健康的人已经主动或被动 地减少了与周围人的来往。剩下最主要的就是卫生问题。其他地方对鼠疫提出的解决问题就 是大规模的捕鼠行动,鼠类的大规模捕杀减少了患病源。同时对城市卫生的清洁,也在一定 程度上隔离了人与鼠的接触,减少了鼠疫细菌的传播。当鼠疫传染到直隶时已经到3月初, 按照现代医学的检测,鼠疫的生存周期一般是在冬春之季,当天气稍微温暖以后,鼠疫杆菌 失去了生存条件,鼠疫便自然消失。鼠疫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消失,既有人为因素,也有 自然因素,主要在于认清鼠疫本身特性。

第三节民众对官方防疫的反应

根据官方介入防疫工作的时间以及死亡人数的统计,1917—1918年鼠疫可以分为1917 年9月至12月的鼠疫初期、1918年1月的鼠疫过渡期、1918年2月至4月的鼠疫后期。在 不同分期,民众对官方防疫工作持有不同反应。

一、鼠疫初期的民众反应

从1917年9月到12月为鼠疫初期,由于官方对鼠疫爆发及蔓延没有做出应对,因而此 时鼠疫基本属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期间民众的行为总体上是出于自身的本能反应。当鼠疫扩 散至山西后,山西当局根据患疫病人发病情况分为三个时期,即潜伏期、发病期以及死亡期,

  • 《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来电(二月八日)》,《政府公报》1918年2月17日,第743号。
  • 《宁夏道尹陈必怀来电》,《政府公报》,1918年2月19 H,第745号。

①并对这三个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防疫措施。鼠疫最初在绥远蔓延时民众的发病的情况也同 样适用该分期。

当1917年9月鼠疫从萨拉齐、五原爆发之后,民众仍处于懵然无知的状态,许多人对鼠 疫不屑一顾,认为并不会危及自身的生命安全,于是无论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还是到处活 动的流民,大都没有意识到鼠疫爆发的危险性,仍旧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行动,自然而然就 扩大了传染面。②而当有人发病后,以为可以治疗,“急请医士来”,最后“医者以针刺病人之 脉,病人无觉”,③直至气绝身亡。出现大规模民众患疫死亡的现象后,民众的自发性活动开 始了,人们纷纷从鼠疫爆发之地四处逃散,这也就意味着逃散民众中有患病潜伏期的人,自 然而然将鼠疫带向了四面八方。据史料记载,“感染主要由两类人群传播,第一类为由蒙古运 输大量羊毛到铁路转运起点站丰镇的车夫,第二类为由绥远城内回山西老家过年的商人”,④这 两部分人出门旅行活动,对防疫不甚注意,成群结伴,大约每天数百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鼠疫缓慢且持续不断地向东传播。

随着鼠疫的不断蔓延,死亡人数日益增多,发病情况渐趋复杂,人们对鼠疫的认识也在 不断加深。到鼠疫进行到发病期及死亡期时候,大部分人开始意识到了鼠疫的强传染性,从 之前的有病即探视,发展成为完全不许外人进入村子,故而某地对鼠疫有“椽头子病”⑤之称, 指的是本村村民往往用棍棒驱使外来之人远离村子,以免传染。同时,民众还意识到,鼠疫 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而传染的,故而“有出门者,多用布制口罩防之”,⑥来隔绝呼吸之间的 传染,此后报纸上甚至刊登了避疫面具的制作方法以及使用方法。⑦另一方面,民众也开始对 患疫病故之人的衣服及其使用物品进行消毒处理,一部分是用火烧毁,一部分是用开水烫洗, 其中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自我萌发的防疫行为,当然此时仍属于民众的下意识反应,并无系统 的防疫知识。

在1917年9月到12月鼠疫蔓延的过程中,随着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多以及与患者接触几 率的增加,显然民众对鼠疫的认识不断强化,从四散奔逃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我防护。从潜 伏期到发病期再到死亡期,民众采取了不同的行为,主要是从开始的无视疾病,再到严重后 请大夫医治,最后到逃离疫病区。当然主要是以逃避为主,但是同时还伴随着一些基础、出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1919年,第136页。
  • 据《山西省疫事报告书》可知,其中死亡人数较多的是走街串巷的小贩、到处给人帮工的穷人以及开店的店主,这部分人 出于各种原因,对鼠疫并未采取有效的防疫举措。
  • 林竞:《西北丛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一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5页。
  • 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9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 绥远通志馆编:《绥远通志稿》,第9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 余风宾:《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东方杂志》,第15卷第7号。

于本能的防护工作。

二、鼠疫过渡期的民众反应

根据中央政府介入防疫的时间,1918年1月为鼠疫的过渡期。北京政府于1月7日组成 防疫委员会,并任命江朝宗为防疫委员会委员长,负责防疫相关工作。同时,将全国尤其是 鼠疫较为严重的地区分为了四个防疫区,选派检疫委员主理相关工作。并颁布了《检疫委员 设置规则》《火车站检疫规则》等文件。那么,这一时期民众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或者说民众 对政府所推行的防疫措施是如何回应、理解的呢?

尸体解剖之措置。出于绥远疫情严重性的认定,在官方正式防疫工作尚未完备的情况下, 伍连德等人即于1918年1月3日抵达丰镇,开始疫情调查。在工作中为了化验病理,同行外 国医师未经死者家属的同意即解剖尸体,故而引起了家属的激烈反对,双方产生巨大冲突, “从此地方仇视防疫官吏,恨之切骨”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绥远地区处于边疆地带, 民智未开,或者按照风俗来说解剖尸体是对死去之人的大不敬,因而必须要“严守旧习,停 丧不葬”,②对医生的相关工作不能正确理解,仍然坚信人死后入土为安的观念。同时当地政 府也并未对防疫知识进行彻底地宣传,甚至某部分地方官员还鼓动百姓作乱。③伍连德尽管经 验丰富,但是面对该情况,仍是无计可施,最后只得以心疾而辞去检疫委员一职,后以全绍 清接任。

遮断交通之措置。该措施的实行主要是依照东北鼠疫防治的成功经验而来,所以这次鼠 疫防疫开始即行断绝交通。首要任务是停止京绥铁路的运行。京绥铁路自1915年9月修到丰 镇之后,没有继续修筑,此时停止该铁路的运行,实际就是停止北京到丰镇这一段。④当1918 年1月9日京绥铁路停止运行后,一部分察哈尔的商民即开始表示不满,商民代表屡次向察 哈尔都统田中玉甚至向北京政府上书呈请恢复铁路运输,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若(鼠疫)渐 至丰境,则将由丰至张一段停开,倘再不能防止,则议由张至京办法”⑤。其后北京政府囿于 疫情缓解,同意了请开铁路运输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商民对现代医学方法的不理解,没有正视鼠疫的危险性和传染性。

  • 侯光迪:《一千九百十八年之肺百司笃调查记》,《东方杂志》,第15卷第5号。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三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72页。
  •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内部印行本,1988年,第126页。
  • 段海龙:《京绥铁路研究(1905——1937)》,内蒙古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附录4。
  • 《田中玉请缓停京丰车》,《益世报》,1918年1月11 H,第三版。 所以最后统计鼠疫死亡人数时,察哈尔仅次于绥远和山西,①主要是民众尤其是商人受到利益 的驱使而奔走于各地,加剧了鼠疫的蔓延情况。而另一部分民众仍冒险从一些政府防疫空缺 的地方,也就是小山路来回穿行,故而当时有“间有疫症乃自山道而来者”②的说法,反映了 民众的防疫意识较为淡薄。

可以看到,在鼠疫过渡期,民众一方面已经开始被动的配合政府的防疫行为,但另一方 面受制于政府宣传的不到位以及民众对现代医学方法的不理解,民众对政府的行为仍存在抵 制,民众和政府仍然不时发生冲突。

三、鼠疫后期的民众反应

1918年2月一4月为鼠疫后期,政府各个部门的防疫工作已经部署的较为妥当,四个防 疫区的检疫委员基本到位,防疫工作全面展开。民众对政府防疫的认同度和配合度在不断上 升,对防疫政策的接受能力也越来越高,对西医的防疫方法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并开始 配合政府的相关防疫措施。以山西省为例,山西防疫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山西由于距离 绥、察二地较近,鼠疫蔓延程度也较为严重。阎锡山开始主理防疫,同时援请美国医士杨怀 德帮忙,尤其是其中的“遮断交通之措置、严重检疫之措置、疾病发见法、清洁及消毒法、 (建立)病院及隔离所、尸体措置、不洁营业之措施”及“派委宣讲”③等各条,都对老百姓 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将民众完全动员起来进行自我防疫工作。最后统计而得山西自1月5日 鼠疫爆发,自3月19日结束,共计74天,山西共死亡2664人,④防疫效果显著,民众与政 府配合得当。

当政府忙于防疫事项时,民众也积极活动在宣传防疫知识的第一线,努力与政府防疫举 措进行呼应。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治疗鼠疫的特效药,一部分防疫药物似乎起到了 作用,其中既包括“鼠疫毒核消毒散、经验涂核丹、千金太乙流金散”等中药,⑤也包括来自

  • 来源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转引自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编:《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上、下册,1981年,第235页。该书对 本次鼠疫死亡人数有确切统计,巴盟1153人,伊盟880人,乌盟7812人,锡盟21人,呼和浩特2029人,包头1893人, 总计13798人,但由于该资料统计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地名存在谬误,故据笔者大致估计察哈尔死亡人口应当 次于绥远。
  • 史旦莱原稿,余凤宾译述:《山西肺炎疫及防御方法》,《中华医学杂志》,第4卷第2期。
  • 总结自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98、134、162、188、216、 231、241页;第一编,序。
  • 总结自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25-128页。
  • 《专件》,《大公报》,1918年1月9日,第六版。

日本的西药。①这些药既有个人提供的药方,也有制药厂所生产的药品。虽然,就中药来说, 原料无非是金银花、连翘、甘草等降火药材,药效有限,并不能起到多大防疫作用,可能更 多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而就西药来说,虽有一定效果,但“近年新药畅行,大都不中不西 之應品也,少有效力者,无不参入吗啡”。②此时鼠疫疫苗尚未研制成功,③任何药品的疗效均 是有限的。但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出民众在面对鼠疫时都在积极探索, 寻求解决之道。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一些关于鼠疫防疫的著作,如记载相关鼠疫防治 经验的《鼠疫》、《鼠疫要览》等书,该书强调“地方官吏、自治机关、普通人民、医生、医 学校不可不备”,④对本次鼠疫有着相当的借鉴性。

另一方面,民众仍囿于自身条件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对很多问题未能形成清晰的认识。

例如民众对各地何时出现第一疫情并无确切了解,故而只能互相猜测。报纸作为民众接触时 事的窗口,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报纸上的新闻有时也是真真假假,如《时报》2月21日宣 称“北京、蚌埠、凤阳皆已发现疫症”,但3月1日即证明蚌埠、凤阳无疫,⑤一报消息尚且 如此不一致,更何况是多个报纸之间。民众由于政府故意隐瞒鼠疫情况以及自身文化水平不 高,缺乏判断能力等问题的存在,故而只能终日生活在惶惑之中。同时由于民众对鼠疫传染 的恐慌,此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与鼠疫相关的迷信行为。有人称鼠疫是“瘟神下界..................................................................................... 用

红布画个老虎,订在小孩脊背上,以免其灾”,⑥其后当鼠疫发生时多有小孩在背上订布老虎 来防鼠疫的说法,一定程度上流露出老百姓对鼠疫的无计可施,同时也说明了传统观念仍然 扎根在民众日常行为之中,一时难以转变。

面对民国年间第一场大疫,民众的态度从本能的逃避到被动的防疫,直至最后有意识的 配合政府防疫、主动寻求帮助的转变。民众前后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是政府积极推行防疫措 施的直接结果,而另一方面则是人口大量死亡的间接作用。同时,正是因为政府的积极推广, 促使民众对鼠疫的认识不断加深,从而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最终使得 该次鼠疫得到治理。具体来说,从1917年9月到12月,民众基本处于无意识的逃避过程中, 但是随着对疫情认识的不断加深,民众的自我意识在不断觉醒,自我防疫行为在持续增加。 到了 1918年1月,由于政府制定了明确的防疫措施,加上其积极推广宣传,民众开始被动的 配合政府防疫。1918年1月以后,经过前一阶段防疫工作的开展以及疫情的减缓,促使民众

  • 《防疫消息汇志》,《益世报》,1918年1月12日,第三版。
  • 王钝根编纂:《百弊丛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25册,第125页。
  • 注:鼠疫疫苗正式产生是在1919年中央防疫处成立之后,引自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8年,第212页。
  • 《广告:鼠疫要览》,《大公报X 1918年4月19 0,第一版。
  • 《鼠疫蔓延之警讯》,《时报》,1918年2月26 0;《蚌凤无疫之又一说》,《时报》,1918年3月1日。
  • 《京闻:老虎复现》,《益世报》,1918年1月11日,第六版。

主动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此外,民众在鼠疫中所表现出来的恐慌、排斥与迷信心理对鼠疫 的正常防疫工作造成一定的阻碍,这固然与民众自身缺乏相关知识有关,但其实质则是传统 王朝统治下的民众对近代社会的一种茫然。此次鼠疫之后,中国的近代化防疫工作得到了进 一步发展,而民众心理和行为也逐渐趋于近代化。民众心理和行为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理性 化和科学化。就卫生而言,主要指对清洁这一行为的认识在不断改变。近代以前,虽然民众 对环境污染和恶化有所感触,但并没有意识到清洁的重要性,直到国人看到“租界的卫生实 践及租界与华界在城市面貌上的鲜明对比”,听到“洋人对中国不洁的描述与批评”,①并随着 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渐扩大和防疫实践的推进,开始日渐注重清洁的地位。“清洁与疾疫的关系 不再是人们心中不甚关注甚至是模糊的认识,而成了具有近代科学根据的清晰观念”。②

小结

绥远鼠疫作为民国第一场鼠疫,同时也是民国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染疾,极大程度上显 示了初入共和之政府的应对和普通民众的认知。政府对鼠疫爆发采取的行为基本上是延续 1910—1911年东北鼠疫的方针,同时又进行了细化,包括防疫面具的具体形状以及消毒方法 等。防疫主要以断绝交通和隔离病患为主,在鼠疫疫苗尚未问世之前,这两个办法是保护自 身,隔离病菌的上上之选。当然这一办法的产生并不容易,是经过了无数次试错后才确定下 来的,这也是为什么防疫伊始山西就确定“有防无治”的原因。部分中医认为鼠疫可以医治, 进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最后不仅没有救治患者,反而累及自身。这也导致在防疫过程中医 的地位相对较低,难以获得政府和民众的认同。

民众对断绝交通和隔离病患并不认同。断绝交通主要以民众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取自身的 安全,出于生存的需要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很多人在鼠疫很严重的时候仍然活动频繁,尤 其当时已近年关,在《山西疫事报告书》中到处可见走街串巷的小贩和回家过年的百姓,这 种有意无意的人口流动正是民众卫生观念淡薄、不了解科学防疫的表现,当然和政府对防疫 知识的宣传也是息息相关的。而民众对隔离病患也不理解,在他们看来,隔离造成了亲情血 缘的分割。当时正值冬天,政府防疫经费有限,不可能进行大规模消毒,所以只能烧毁或废 弃病患的房屋,而病患和家属带着对未来的模糊和恐惧生活在隔离所中。说到底,现代防疫

  •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6—208页。
  •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7页。 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是背道而驰的,两者之间有清楚的界限。民众在短时间内可以强行接 受政府的防疫措施,但从长远来看,防疫知识的普及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 于国家大力宣传之外,还有赖于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

第三草 绥远鼠疫与防疫制度化进程

第一节绥远鼠疫及其反映的问题

1917—1918年绥远鼠疫持续八个月之久,造成全国各地16000余人死亡,是继1910—1911 年东北鼠疫以后又一次较大的鼠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鼠疫虽然造成16000余人的死亡, 但是死亡人数却大大少于东北鼠疫。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此次鼠疫的爆发地点距离铁路尚有一段距离。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 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而当时距离最近的铁路是京绥铁路,终点在丰镇,因而鼠疫初期主 要在绥远境内蔓延。第二,此次鼠疫传染主要集中在农村。①据《呼市防疫站流行病学资料》 和《政府公报》统计,绥、察二省共死亡8000余人,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人口分散,因此 鼠疫影响必然有限。第三,山西当局采取了较为妥当的防疫方法。作为鼠疫影响最严重的三 个省份之一,山西的死亡人数仅次于绥远,但根据人口比例来计算,山西的防疫还是可圈可 点的。

表3-1       1918年山西与归绥人口对比表②

上表为1918年山西人口与归绥人口对比表,1918年鼠疫山西死亡人数是2664人,占总 人口 0. 0262%o而归绥鼠疫死亡人数是4337人,占总人口 1. 75%,可以明显看出两者之间的 差距。山西和绥、察二省同样是在北京政府的指挥之下展开防疫工作,但根据山西督军兼省 长阎锡山主办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书》中所介绍的情况,山西防疫主要在山西省防疫总局的 统一管理下施行。具体的防疫措施上文已经介绍,此处暂不赘述。可以说,在鼠疫疫苗尚未 研发之前,山西所采取的防疫举措基本上是控制鼠疫蔓延、防止鼠疫传染的可行之法。尤其 要提到的是清洁及消毒方法的施行,说明山西当局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科学防疫方法。以消毒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 引自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编纂:《山西省第二次人口统计(民国八年分)》,山西省长公署统计处,1921年。民国时期文献 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文献类编续编》,国家图书版出版社,2018年,第36册,第119页。 郑植昌、郑裕孚修:《归绥县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8年,186页。

方法为例,除了包括日光消毒等传统消毒方法外,还包括石炭酸水、升汞水、生石灰、硫磺 等药物消毒。①无疑是现代科学管理模式的最直观体现。而绥、察二地的防疫中看到的则是“地 方官员素质欠佳,对当代预防医学的进步一无所知,因而并未督促乡村民众支持医务人员为 防疫而采取的必要措施”,②自然导致了防疫人员和民众之间出现隔阂,后面的冲突难以避免。 在一个中国下的两个省份出现截然不同防疫模式,值得讨论。

一、政局混乱与官方反应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嫡系便出现严重分歧,逐渐形成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 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段祺瑞“在西北控制了陕甘两省,在华东控制了安徽(皖南、皖中)、山 东、浙江和包括上海在内的淞沪地区,在华南控制了福建”。③而冯国璋则在“长江中下游苏、 赣、鄂三省开始连成一气”,④双方势均力敌。1917年7月,冯国璋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 时任命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实际上,双方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平背后冯、段的冲突正 在加剧。

1917年对民国而言显然是不平常的一年,除府院之争外,张勋复辟、北京政府对德宣战、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战争、邻国发生的十月革命等中外各种重大事件, 都对此后中国政局的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局势开始不受控制,各个政治力量之间的角逐 日益明显化,各方都在忙着争夺地盘和扩大势力范围,无心关注身处艰难困顿中的中国民众。 “北洋政府为维持庞大的军队,据其明文公布每年军费开支约一亿五千多万元,占财政支出 的三分之一以上”。⑤根据相关统计,1916年全国军费支出是1亿5291万5765元,而到了 1917 年则直接上升到了 2亿300万元,从中可以看到明显地上升趋势。⑥在此形势下,“以中国人 力财力的关系,对于防疫工作多不能彻底办理”,⑦防疫便成为一件困难的事。

绥远鼠疫1917年9月爆发,迟至12月北京政府才收到消息,而直到1918年1月才正式 确立了防疫事项,也正是这近半年的时间鼠疫造成了大规模人口死亡。“政府接到警报默然无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208—209页。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
  •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3卷,第29页。
  •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第3卷,第30页。
  • 张俠、孙宝铭、陈长河编:《北洋陆军史料(1912—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28页。
  •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7年,第608页。
  • 王章龙编:《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独立出版社,1942年,第37页。

论,又不迅即实行预防之法”①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作为首先被派往疫区的医学人士,伍 连德虽被称为中国近代防疫第一人,但是在面对绥远的复杂情况时仍然手足无措,归根到底, 主要受制于政治局面的混乱,表现为西北地区官场的黑暗以及民众思想的落后。伍连德认为 制约此次鼠疫防疫效果的原因是“被派往现场的管理机构过于繁多,而他们各为其主,政出 多门,观点和计划亦无法达成一致”。这恰好是初入民国北京政府管理职能混乱的表现。按照 实际情况而言,经过1910—1911年东北鼠疫以后,无论是政府或是民众,应当对鼠疫有了一 定的警惕以及认识,但或许是此次鼠疫爆发在不太受重视的西北地区,也或许是政府忙于内 部战争,无暇顾及,亦或许是官方故意隐瞒,总之这场鼠疫在绥远境内悄无声息地传播了近 半年,北京政府对此茫然无知,绥远都统也对此茫然无知,最后鼠疫爆发的消息还是由当地 传教士报告给北京政府的,于此可见政府反应的迟钝。

鼠疫爆发后,内务总理钱能训选任江朝宗为防疫委员会会长,负责防疫相关事项,“江不 嫌位卑,立即赴任,乃趁机大开报销,中饱私囊,受到舆论的抨击”。②事实上,可以清楚地 在当年的各大小型报纸中看到江朝宗忙碌的身影,江数度视察疫区,并与防疫人员进行密切 谈话,具体指导防疫相关工作。对上文提到的江“中饱私囊”之事,并未在相关报纸中见到, 值得怀疑。但可以想见的是江氏作为一个常年活跃在官场的政治人物,对防疫事务实际上并 不熟悉,也未有太多经验,视察疫区也仅仅是点到即止。另夕卜,“不嫌位卑”也恰恰说明了当 时国人对防疫的重视程度一般,这也是制约防疫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内务部卫生司 司长刘道仁“以变出非常,势非有大宗款项不能办理。于是立借洋款百万元,此款既经到手, 该司长除照例派员,优给旅费,大宗药品尚能任医士尽量购办外,司长专管之事,即防疫处 之西式家具陈设、汽车,并招罗该部之气味相投之高级同僚,日日排久吃饭而已”,③对防疫 的关心程度可以想见。

中央如此,地方亦如此。“南京自数日前报纸宣传鼠疫流行,现宁沪间火车仅开至镇江, 自昨日起,轮船交通亦断,南京亦有闭城之说。其实闻李纯因恐奉军与沪军夹攻金陵,因借 此题实行防御。前次蚌埠之疫,亦有人谓为不确,谓系有人欲断绝蚌埠交通耳。西人对此事 几于谈虎色变,而中人殊恬然,究不知真相如何。”④鼠疫在南京蔓延后,时任江苏督军的李 纯主张封城,目的不是抵御鼠疫,而是担心奉军和沪军进攻南京,威胁自身统治。而民众对 鼠疫的严重程度并不知晓,更不用谈防疫。

  • 《西报论萨拉齐疫病》,《申报)),1918年1月1日,第六版。
  • 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书局,2011年,第3卷,第1394页。
  • 正群社辑纂:《北京官僚罪恶史》,参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3辑,1985年,第485页。
  •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书信日记),“致罗振玉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400—401页。

二、 绥远的复杂性与防疫效果

对1917—1918年绥远鼠疫,多数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山西与北京政府之间的防疫情况,相 对忽略其他地区,尤其是作为鼠疫爆发地的绥远。

民国成立后,绥远道、县从归属山西管理改由绥远特别行政区管理,但是却并没有像阎 锡山一样出身本省的熟悉地方情况的管理者。民国初年,绥远都统几易其主,新都统在没有 了解本地具体情况下便仓促上台,政策朝令夕改,民心浮动,而在任时间最长的都统也不过 仅仅四年,走马灯式的换军阀最终只有一种结局一一绥远政治社会的混乱。

据文献资料记载,鼠疫第一次公之于众是在1917年12月13日萨拉齐本地的传教士上报 给北京的文件中,而新任绥远都统蔡成勋对此则懵然无知。其后,当防疫开始后,中央对山 西和绥远防疫的态度不尽相同,双方与北京政府的互动程度也不大不一样。中央下发了一系 列防疫文件,将山西和绥远按照鼠疫的严重程度来对待。山西积极按照中央的要求去执行, 甚至阎锡山还试图结合本地民情依照实际情况来办理,但是推及绥远,既没有按照中央的要 求严格执行,甚至鼠疫初期当北京政府发文致电询问有无疫症时,蔡成勋仍以无疫推辞,只 因如果承认有疫的话,绥远必定要断绝交通,那么必然于当地税收有碍。其后当鼠疫蔓延至 归绥时,蔡成勋下令紧闭城门,只许出而不许入。

另外,绥远地区除了有本地长期聚居生活的蒙古民众外,也有移民而来的汉族民众,相 应会产生复杂的民族关系,而且,在早期移民与后期移民之间也存在矛盾。这主要是因为“塞 外政局的长期动荡,使政府的控制力虚悬搁置,进而使移民社会的新旧两类矛盾处于失控状 态,引起整个社会的上下颠簸”。①同时绥远地处偏僻,对外界思想接触不多,虽然此时距离 民国建立已经六七年,但事实上大部分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思想意识仍无明显改变,辛亥革 命之后的共和之风并没有完全吹到边疆地区,1915年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并没 有深入边疆人民心中,因而在防疫过程中时常出现民众和防疫人员的冲突,导致防疫工作困 难重重。民众思想在理性化、科学化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当局对边疆地区的认知

  •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近代以来,虽然对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边疆建设的人士越来越多,但是实际上这些 关注往往都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真正地纳入整个政治系统的运作中。民国初年“北洋军阀 政府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控制,承袭清朝政府所采取的分割统治政策”,①于1914年设立了 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但到1917年鼠疫爆发时,报纸上还是写着绥远属于山 西,鼠疫由山西爆发等文字。绥远将军、都统都是由中央任命,他们来自于绥远以外的省份, 并非像山西一样有出身本省的统治者。由于阎锡山将山西作为自己的地盘,从巩固自己势力 的立场出发,执政期间曾大力整顿山西政治,推出村社组织等基层结构,以图在激烈的军阀 混战中保有一席之地。反观绥远,一直作为军阀混战当中的一个筹码,各个派别一直在争夺 利用。在此过程中,统治者为了获得税收,无视当地民众的生活状况和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 大力开垦。其后边疆地区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渐严重后, 才真正为时人所重视。

鼠疫蔓延到东部沿海地区时,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出于“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累 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尽焉心伤,不敢宁处”②的目的于1918年1月 26日亲自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冯国璋此时出巡并非是为了检查鼠疫的防疫情况,而 主要是南下查看直系军队的布防情况,并与山东、安徽、江苏等地督军磋商,试图在与段祺 瑞的斗争中占有有利地位。冯对绥远疫情基本没有放在心上,对绥远的重要性也没有太在意。

四、防疫及其近代化

近代以来,中国的防疫体系在不断完善。从1911到1918年的八年间,北京政府除公布 《传染病预防条例》作为基础性的控制传染病的文件外,还公布了《火车检疫规则》、《清洁 及消毒方法》、《尸体解剖规则》以及《避疫面具之制法及用法》等相关文件,试图通过法律 法规对卫生防疫有一个制度化的规定。

事实上,北京政府时期,“中央虽然设立卫生司,但没有固定专门的卫生行政制度,而是 沿用清末由警察机关管理卫生的制度”,③在1917年鼠疫当中亦复如是。为了便宜行事,山西 防疫总局局长就是由山西警务处处长南佩兰兼任。上文提到的北京防疫也是由京师警察厅下

  • 周清潮:《内蒙古历史地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9页。
  • 《民国年鉴》,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928册,第103页。
  • 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的卫生处负责的。虽然中央设置了专门负责卫生的传染病院,但实际卫生权力还是掌握在警 察手中,在地方主要是在警察厅下设卫生科,负责医务、清洁、防疫和保健等事项。无论是 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

民众意识的强化或者说政府对防疫知识的普及也远远未达到全民皆知的地步,民众意识 与政府脱节,在国家以近代政府运行的前提下,民众的意识仍然停留在封建时代,在防疫中 体现的尤为透彻。以最简单的隔离、消毒、检疫、清洁措施来说,保证了无疫之人的安全, 隔绝了病毒的传播。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清洁、消毒、检疫、隔离等卫生防疫举措,虽 然从理论上讲会有助于维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但这种维护并不易让他们直接感受到,让他们 直接感受到的,往往是身体行为的遭受制约和监控以及日常生活受到干涉等”。①民众并不服 从,也不认同。而绥远等地的官员对检疫委员的到来及防疫工作的开展也并不支持。伍连德 认为“在中国防治鼠疫的一个最大困难,正在于居民的这种消极反抗,”②由此极大地制约了 防疫效果。

综上,无论是政局混乱造成政府反应迟钝、当局的复杂性使防疫效果差强人意,还是对 边疆地区重要性的认知不足,以及防疫近代化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反映出了近代国家转型 中面临的困境: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下,任何活动都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在西方 和日本,国民社会的统一,是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步,但在中国,国内分裂却随现代化的开始 而开始,这种反向运动,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③从中央来讲,民国初年,权力最大的“陆 军部有管理全国陆军军政之权,宜有无上权力,冠冕各部,然一进窥其实际则尚不足以拟内 务,遑论财政、交通,盖军权纯粹为经略巡阅督军节制,初不服部节制”。④各地军阀为了自 身利益不断发生冲突,以某一个固定的地点为根据地,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导致在同一个国 家内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例如,从维护本省利益出发,阎锡山努力做好山西防疫事务, 防止中央借此插手政局。而对绥远来说,无论是绥远都统蔡成勋,亦或是中央政府,都未看 清绥远地位的重要性。无论是中央防疫,还是地方防疫,可以说或多或少都是在其他国家催 促下被动进行的。鼠疫在绥远爆发的消息就是由丹麦驻扎在蒙古的教会中的人士报告给北京 的,而在此之前鼠疫已经在绥远境内蔓延三、四月之久。其后,英、美等国担心鼠疫蔓延到 北京,影响其统治,便开始推动北京政府的防疫工作,一方面派遣医学专门人士参与到防疫 过程中,另一方面四国银行团宣布给中国贷款一百万元用于防疫,绥远使用的经费占到了总

  •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51页。
  • (日)富永健一著,董兴华译:《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一现代化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9页。
  • 王钝根编纂:《百弊丛书》,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25册,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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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认为民国初年“地方制度今仍前清之旧势”①是有一定道理的,绥远基本上一直处在 山西的附属地位。清末光绪时期朝廷对绥远、察哈尔等地厉行开垦,主要是希望通过开垦获 得的税收来弥补清廷亏空,而此时主要是征收从西北运出的,途径绥远、察哈尔等地的皮毛 等商品的税款。正如曹树基将这次鼠疫与1918年秋山西临县、兴县鼠疫对比所得出的结论, 因为“人们对于疫情的关心,有时并不是对于疫情本身的关心,而是对于疫情流行边界的关 心,这样,某些特定的河流与山脉便成为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责任的边界所在”。②两次 鼠疫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于公共卫生范围的一个界定,前者山西大力防治,而对后者, 虽然临县已经发生数次鼠疫,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集中过多的注意力。绥远的状况 一定程度上和临县、兴县相仿。

防疫事业的发展,绝非一朝一夕之事。直到40年代山东省民政厅颁布的预防一般流行传 染病的简易办法,针对鼠疫提出了以下解决方法:“一发生捕鼠运动;二速将患者隔离,使其 不再流行他地;三速将鼠虫蛇蝇等媒介扑灭,四将患者衣物及排泄物,应特别留心消毒、掩 埋,因其为传染病最剧之点;五注射鼠疫预防血清”。③除第五点是之后形成的,前四点都来 源于1910年东北鼠疫以及1917—1918年鼠疫,之后经过一次次防疫工作的推进而确定下来。 防疫中的诸多办法,都是在一次又一次鼠疫当中积累下来的。

第二节 与1910—1911年东三省鼠疫比较

“1910年秋季,在蒙古高原北部中俄边境的土拨鼠捕猎者中间爆发了鼠疫。10月12日, 中俄边界小城满洲里出现第一个肺鼠疫病例。在此之后,随着山东、直隶两省劳动力返乡, 鼠疫沿着铁路向东和向南蔓延。11月,哈尔滨出现第一位患者,12月蔓延到齐齐哈尔、长春。 1911年1月,传播到吉林、沈阳、大连,进入到山海关,波及到天津、北京、保定;越过渤 海海峡,在山东半岛登陆,影响到济南和青岛。同年3月,鼠疫在各地陆续消退。”④统计而

  • 谷钟秀著:《中华民国开国史》,泰东图书局,1917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社会科学院编:《民 国文献类编续编》,国家出版社,2018年,第875册,第186页。
  •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 380 页。
  • J101-15-0084-010 ,《为预防传染病发给省教育厅预防简易办法手册的公函》,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
  •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译者序,第1页。

得,此次鼠疫共有6万多人失去生命。作为20世纪第一场大鼠疫以及中国防疫近代化的标志, 东三省鼠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似有必要将1917—1918年鼠疫与东三省鼠疫比较。

一、鼠疫的传播与扩散

两次鼠疫都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传播路线基本以铁路为主,爆发的时间都是在冬 春之季。从死亡率、患者的年龄、性别、种族、社会地位、职业、接触者、医疗和卫生人员 来讲,两次鼠疫差别不大。①

从鼠疫本身来说,两次鼠疫都发生在鼠疫疫源地附近,东北鼠疫发源于呼伦贝尔高原蒙 古旱獭、达乌尔黄鼠鼠疫疫源地,②绥远鼠疫发源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 源地。东北鼠疫的主要传染原因是呼伦贝尔高原蒙古旱獭疫源地的人类出于售卖皮毛和食肉 的目的主动捕猎旱獭,按伍连德之语“该类啮齿动物之冬蛰性,居于地上之时,仅在四月与 九月之间,该动物常生活在距离人类生活甚远之地,故传染之发生与人类至草原之次数,成 为正比”。③绥远鼠疫是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的鼠类与人类接触,从 而导致了鼠疫的爆发。“在内蒙古西部的乌兰察布高原上,人类一般不会去捕杀长爪沙鼠或其 他啮齿动物”,④但是由于近代以来开垦范围的不断扩大,人和鼠接触的机会不断增加,自然 感染鼠疫的机会也在增加。

两次鼠疫都蔓延较广,东北鼠疫基本上局限于东三省,而本次鼠疫蔓延西北、华北甚至 进入南京一带,传播范围更广,这主要由于京绥、正太、津浦、京汉等铁路的开行,造成了 人口的流动速度在不断加快,因而病毒传播速度也在加快,造成了传播范围的扩展。

东北鼠疫死亡人数多达60000多人,伍连德认为“首先是低温。当时气温达到零下三十 度,使人们都躲在室内。其次是在哈尔滨的华人区傅家甸大部分居民多是劳动人民,住室矮 黑肮脏和十分拥挤”,⑤恶劣的环境加剧了鼠疫的传染。再次,清末东北地区已经遍布铁路, 尤其对鼠疫爆发地满洲里来说,作为东清铁路的第一站,鼠疫患者以及潜伏者可以乘坐火车 直达关内,自然鼠疫的扩散范围较广,死亡人数更多。而对1917—1918年绥远鼠疫来说,鼠

  •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 方喜业:《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5页。
  • 伍连德著:《鼠疫概论》,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1937年,第24页。

®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一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 228 页。

  •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112页。

疫爆发地在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上述三地距离归绥尚有一段距离,更不必提京绥 铁路终点的丰镇了,所以说本次鼠疫的死亡人数大大少于东北鼠疫。

下图为南满洲肺鼠疫患者年龄表,与绥远鼠疫当中山西的鼠疫患者相比较得到以下结果。 就死亡年龄占比来说,在16—50岁的死亡人口中,山西占比67%,南满洲占比79%。基本上 两次鼠疫的死亡人口以青壮年较为集中,这主要是因为青壮年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活动的频率更高,感染鼠疫几率更大。就死亡性别占比来说,东北鼠疫中男性占比86%,女 性占比14%,实际上,如果把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男性也算在内的话,东北鼠疫中男性 的比重应该更高。山西鼠疫中男性占比68%,女性占比32%。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次鼠疫中男性 的死亡率总体大于女性,但山西鼠疫中女性死亡比例相当高。上述结果反映出东北鼠疫的流 动性以及山西鼠疫的稳定性。“满洲流行主要侵袭流动人群,而此次山西之爆发,则主要侵袭 农村居民家庭”。①东北鼠疫在大城市蔓延,大城市中男性劳动力居多,所以受影响较大,而 绥远鼠疫主要在村庄当中蔓延,对男性女性的影响区别较小。

表3-2 南满洲肺鼠疫患者年龄表

①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9页。

表3-3 南满洲肺鼠疫患者性别和年龄比较表

二、防疫事务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的记载,关于东北鼠疫的 重要军机处档案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鼠疫前期清政府设立京师防疫局,后期请开京奉铁 路以及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的文件,①第二类为地方各省汇报防疫情形,②包括湖北、直隶、 山东、黑龙江、热河等地,各地都提到了对铁路的防护措施、防疫医员以及防疫经费等问题。 第三类为褒奖防疫出力人员和贬斥防疫不力人员的文件。③上述内容在民国《政府公报》中多 少也可以见到,绥远鼠疫基本上延续了东北鼠疫的防疫举措,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

伍连德认为在东北鼠疫中有两件事值得后世借鉴,“一是使用铁路的车厢作为隔离使用, 认为这是在铁路线上很快可以建立的隔离场所”,“其次是病死者尸体用火葬处理”。④上述两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民政部为京师设立防疫局拟定章程请旨事奏折》、《民政部拟定京师临时防疫局章程》、《邮传部 尚书盛宣怀等为验机关日臻完备请京奉铁路恢复开车事奏折》、《庆亲王奕匡力为拟于三月初五日于奉天召开国家防救时疫会 事奏折》。转引自王道瑞:《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湖广总督瑞征为报已于汉口设立防疫所事奏折》、《直隶总督陈夔龙为报直省筹办防疫情形事奏 折》、《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报山东疫情及办理情形事奏折》、《黑龙江巡抚周树模为报黑龙江省鼠疫渐平办理情形事奏折》、

《热河都统诚勋为报鼠疫防范情形并疫氛渐靖事片》。转引自王道瑞:《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上、下)》,《历史档 案》,2005年第1、2期。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为东三省疫气扑灭请奖出力者事奏折》、《东三省总督锡良为请奖叙奉省防疫 人员事折》、《直隶总督陈夔龙为直隶疫气敕平请奖在事出力人员事折》。转引自王道瑞:《清末东北地区爆发鼠疫史料(下)》,

《历史档案》,2005年第2期。

  •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年,第112页。

项在绥远鼠疫中得到了进一步推进。鼠疫伊始,北京政府即拨款决定在火车站附近设立隔离 所和留验所,具体到地方,也陆续设立了隔离所和疾病院。下图为山西隔离舍构造图。山西 隔离舍包括以下组成部分:甲:办事人出入门;乙:被隔离人出入门;丙:办公室;t: n 警室;戊:预备室;己:脱衣室;庚:消毒室;辛:既消毒室;壬:浴室;癸:穿衣室;子: 隔离舍;丑:隔离舍通彳丁道;寅:厕所;卯:病室;辰:厨房等15个组成部分,基本上了包 括检验、消毒、隔离等各种防疫必需环节。

图3」山西隔离舍构造图①

两次鼠疫防疫过程中,均有相关规章条例的颁布。以火车运行为例,笔者曾看到一份上 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包括1910—1911年东北鼠疫有关的《火车检疫章程》、《火车检疫 规则》、《京奉铁路防疫章程》、《预备开车时防疫大概办法》等反映铁路防疫措施的文件。②其 中内容大致与1917—1918年绥远鼠疫中的《火车检疫规则》大同小异,但主要涉及的是京奉、 京汉、京浦等铁路。

两次鼠疫结束之后,为积累防疫经验,当局都编成防疫相关报告书,分别是《东三省防 疫报告书》《山西疫事报告书》。在此鼠疫中,《东三省防疫报告书》得到了阎锡山的大力推崇, 成为山西防疫的教科书。而疫情结束后,阎锡山也本着“今存其实,以备后之参考”③的想法, 将山西省疫势蔓延情形、防疫行政纪实、防疫相关电文法令三项内容汇集成《山西省疫事报 告书》,以备此后疫情参考。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二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第157页。
  • 17731-3. 4. 5 ±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来源于上海历史文献中心。
  • 王承基编:《山西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中华书局,1919年,序。

三、两次鼠疫差异原因分析

鼠疫属于自然灾害,无论是东北鼠疫,还是绥远鼠疫,都需要气候、鼠疫疫源地等客观 环境的存在才有爆发的可能。另一方面按照鼠疫沿铁路线传播的特性,可以将两次鼠疫归为 同一种类型。按照曹树基的研究,鼠疫的流行一般有如下几种形式:地形与交通、城市与乡 村、铁路与城市、旱灾与生活方式、环境与生活方式。①两次鼠疫共同受铁路影响,但不同是 一个发生在乡村,一个发生在城市,这是两者之间最细微的差别,也导致了死亡人数的不同。

其次,从防疫过程来讲,东北鼠疫当中选任伍连德担任专门的检疫委员,总管全部的防 疫事宜,采用西医的治疗方法有效地治理鼠疫,同时确认了呼吸传染和尸体传染两种传染方 式。②但在绥远鼠疫中,正如前文所说由江朝宗担任防疫委员会会长,江朝宗既非医学专门人 士,同时对防疫相关事务也未必十分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次鼠疫的防疫效果。虽 然全绍清作为东北鼠疫的“防疫副总指挥,医学、治疗学、法医学和帝国医学院教授、天津 北洋医院医务官”③处理1918年鼠疫经验同样丰富,但毕竟仅限于绥远一角,影响力有限。 东北鼠疫虽然死亡人数较多,但是被公认为中国防疫制度近代化的开端。主要在没有任何经 验积累的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控制鼠疫,首次引用西方的防疫方法以及大 量西医参与到防疫过程中。当然值得一提的是伍连德参与并负责整个防疫事务,在较短时间 内扑灭了鼠疫,此中可以看到清末政权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是管理能力仍然是值得一提,其 “声威远强大于实现共和后之政府”④。而具体到绥远鼠疫,虽然中央政府方面屡次颁行法律 法规以及派遣相关人员,但防疫效果仍受到制约,百姓对防疫的配合程度有限,政府的办事 力度不够。同时参加过两次鼠疫的伍连德就数次提到1917—1918年绥远鼠疫中“组织过于混 乱,管理当局涣散”。⑤绥远鼠疫中的各项办法,比如隔离病患、断绝交通是在东北鼠疫中证 实有效的,但应用到此次鼠疫中仍然是困难丛生。虽然经过七年的发展,国家的防疫体系在 不断进步,民众对鼠疫的认识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在缺乏一个统一国家的前提下,任何防疫 措施都是浅尝辄止,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综上,影响1917—1918年绥远鼠疫与1910—1911 年东北鼠疫防疫效果的原因是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防疫措施的推进程度。

  • 曹树基:《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01—105页。
  •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张士尊译:《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d),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3页。

  • 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鼠疫斗士一一伍连德自述(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2-134 页。

第三节防疫的警示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到,历史是“记述人类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 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人一般活动之资鉴者也”。①鼠疫的研究也不外乎如此。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版)载2019年11月11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州)苏尼特左旗(县)一对夫妻体内发现2例鼠疫耶尔森 菌(Y. pestis)诱发的肺鼠疫病例。三天后的2019年11月14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化德县 的一名患者中又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病例,与前两例病例相距130公里。此后对北京市447名 直接接触者和内蒙古46名直接接触者进行了医学观察检疫。②此前,11月12日晚间,北京 市卫健委已通报了两例鼠疫病例。内蒙古自治区卫健委在2019年11月17日发布了一篇题为 “锡林郭勒盟一病人在化德县被确诊为腺鼠疫自治区采取切实措施加大防控力度”的文章, ③向社会公布了内蒙古地区第一例确诊鼠疫患者。该患者系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巴音塔拉苏木人, 由于在当地采石场剥食兔肉,导致感染鼠疫。同时自治区卫健委和相关部门开始了防疫工作 的落实,并提醒民众要随时注意。至此,在鼠疫爆发后的一月之内,政府已经全面了解并开 始防疫。媒体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宣传到位。

相对于百年前的中国,而今中国的防疫制度以及政府反应更加全面迅速,当北京医院确 认患者为鼠疫患者之后即向社会发布了这一消息,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短暂地引起了民众的 恐慌,但在更大程度让更多人了解了鼠疫的具体情况,使民众有所准备,以避免因不知情引 发的恐慌,极大程度上减少了损失。设想当1918年鼠疫爆发之时,政府第一时间公开消息, 并指引民众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会不会减少一部分人死亡,我们不得而知。

从这一百年的鼠疫防疫历程中看到的是近代国家机制体制的完善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 程,除了有赖于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之外,还有赖于民众意识的不断进步以及科学技术、卫生 条件、医疗水平、生活状况的日益改善。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页。
  • Yumeng Wang, Lei Zhou, Mengguang Fan, Quanyi Wang, Jianyun Li, Qun Li, et al. Isolated Cases of Plague

—Inner Mongolia-Beijing, 2019[J]. China CDC Weekly, 2019, 1(1): 13-16.                                                    「

小结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鼠疫,每次鼠疫都是防疫近代化推进的过程,但是过程却 相当坎坷。一方面中央对防疫的重视程度基本不够,近代面临的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致使政 府很少将注意力集中于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少有顾及。另一方 面,虽然1894年香港鼠疫和1910年东北鼠疫尚未过去几年,但由于东西部政治经济发展极 度不平衡,国家将注意力集中于东部,甚少关注西部。对防疫知识普及程度不够,民众也不 甚注意卫生安全,甚至不知道什么是防疫,无论是从个人卫生还是集体卫生来讲都是差强人 意。此外,中国传统习俗一定程度上是与防疫相背离的,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民众坚持的 孝道成为防疫的绊脚石。

但同时,防疫事业也在缓慢的发展。相对1910—1911年东北鼠疫,1917—1918年绥远 鼠疫参与防治的人员更多,不仅包括绥察晋各省官员,而且包括更多的中外医士。无论是主 动还是被动参与,都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防疫事业的发展,看到了防疫本身的重要性或 防疫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同时防疫使用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化,通过对不同病患的检测来 确定使用的消毒和治疗方法。《清洁及消毒方法》、《火车检疫规则》等一系列防疫规章制度的 确立,也说明防疫制度化在有序推进。

总之,防疫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随着经济近代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思 想文化的科学化在不断推进。

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地方,此后鼠疫沿 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北京、 天津、山东、江苏省市,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16000余人死亡。一百年以后的今天新 型冠状肺炎蔓延中国,席卷世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截止到2020年4月20日21 时32分,全球累计确诊2335703例,共死亡161550人。①可以说,这一百年,既是一个传染 病的蔓延过程,也是一个防疫的发展过程。

经过一次次工业的发展,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环境破坏的严重,人与自然之间的 空白在逐渐减少,双方缺少一个缓冲空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在不断增加。人与自然间本存在 着清晰的界限,但由于近代以来不断的开垦,导致双方的界限逐渐模糊甚至消失,由此疾病 的界限也逐渐消失,典型案例便是鼠间鼠疫发展成为人间鼠疫。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 的变动,传染病的发展会更加的活跃。从之前只有少数几种传染病,到今天出现了新型冠状 肺炎。从东北鼠疫局限到东北一隅,到绥远鼠疫影响全国,都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时 人口移动速度的加快和交通工具的更新,使得疫病逐渐开始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倾向,自然 防疫也需要全球一起努力。

传染病的发展还直接或间接地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从科学技术的发 展而言,绥远鼠疫中研究出的人与动物是否传染的关系以及派遣检查员前往疫区等防疫措施, 都为此后防疫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帮助。1919年北京政府利用绥远鼠疫中剩余的防疫经费成立 了专门负责防疫事项的中央防疫处,开始对防疫有了科学的监管。从政治制度的健全而言, 制约1918年绥远鼠疫防疫效果的原因主要是以绥远都统蔡成勋为首的部分官员在鼠疫初期 的瞒报和不作为导致鼠疫急速蔓延,以致造成绥远死亡一万余人。1928年绥远萨拉齐县再次 发生鼠疫时,南京政府迅速派遣了专门的防疫团队,并制定出鼠疫传播的具体路线,基本上 整个防疫工作有序展开。同时还模仿1917—1918年绥远鼠疫中山西实行的对患者姓名、籍贯、 染疫日期和死亡日期的具体统计,也对萨拉齐、托克托县等地区进行了统计,方便防疫措施 的实施。②在此过程中,防疫制度在不断健全。

作为东北鼠疫中发明的防护用品,口罩在绥远鼠疫中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和普及,在2020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追踪》,《腾讯新闻》,2020年4月20 H 21时32分,数据来源WHO和霍普金斯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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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型冠状肺炎中成为起基础防护作用的热门产品。百年前的中国应对鼠疫慌张无措,百年 后的中国处理鼠疫和肺炎调度得当。这百年既是一个统一国家形成和壮大的历程,也是中国 防疫事业和民众思想不断进步的历程。

笔者在撰写论文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席卷中国,蔓延全球。这是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 之后,又一次由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在交通发达、经济全球化、自媒体无孔不入的今天, 某地病毒性传染病爆发后,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的流动,势必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 写作即将止笔的四月下旬,新冠病毒疫情仍然肆虐人间,危及人类健康,全世界正在全力抗 争。正如人们所经历的以往的传染病及对它的应对办法一样,等疫情结束之后,会有全球性 的评估和总结,病毒性传染病的研究和对策,会受到高度关注和提升。人和自然界的和谐共 存,是长久的话题,更是永恒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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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1917—1918年绥远鼠疫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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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绥远灾害大事记(1912—1948年)

(资料来源:《民族古籍与蒙古文化           绥远大事记专辑》)

附录四《中国传染病条例》

第一条 本条例称传染病者谓左列各症:一虎列剌、二赤痢、三肠窒扶斯、四天然痘、五发 疹窒扶司、六猩红热、七实扶的、八百斯脱。前项各款以外之传染病有认为应依本条例施行 预防方法之必要者,得由内务部临时指定之。

第二条 地方行政长官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之必要时,得于一定之区域内指示该区域之住民 施行清洁方法并消毒方法,其已办自治地方应指示自治区董行之,前项清洁方法及消毒方法 由内务部定之。

第三条 已办地方自治区应设立传染病院、隔离病舍、隔离所及消毒所,传染病院、隔离病 舍、隔离所及消毒所之设备及管理方法由地方行政长官以单行章程定之。

第四条 当传染病流行或有流行之虞时,地方行政长官得设置检疫委员,使其担任检疫预防 之事务并执行舟车之检疫。于舟车执行检疫时,凡乘客及其执役人等有患传染病毒之疑者, 得定相当之时日扣留之。于舟车执行检疫时,发见患者得使就附近各地方设立之传染病院及 隔离病舍治疗,其有感染病毒之疑者,亦同该地方若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未施行检疫之舟 车,若发见传染病患者或有感染病毒之疑者,准用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若在监护人出狱患 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者亦同。除前四项规定外,关于检疫委员之设置及舟车之检疫规则以教 令定之。检疫管理及医师得用免票乘坐舟车,但以持有执照者为凭。

第五条地方行政长官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之必要时得施行左列各款事项之全部或一部。一 施行健康诊断及检查尸体之事。二隔绝市街村落之全部或一部之交通。三凡演剧赛会及一切 人民集合之事得限制或禁止之。四衣履器皿及一切能传播病毒媒介之物得限制其使用授受搬 移或废弃其物件。五凡能为传染病毒媒介之饮食物或病死禽兽等肉得禁止其贩卖及授受或废 弃之。六凡船舶火车工场及其他多数人集合之处得命其延聘医师及为其他预防之设备。七凡 施行清洁方法及消毒方法时对于自来水原及井泉沟渠河道厕所污物及渣滓堆集场,得命其新 设或改建或废弃或停止使用。八当传染病流行时得以一定之时日禁止其附近之捕鱼游泳汲水 等事。九得令自治区域或由该官署施行除鼠方法及关于除鼠之设备。建筑物因传染病毒之污 染难于施行消毒方法,地方行政长官得为特别处分。因执行前项处分得使用必要之土地,但 须报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咨陈内务部,依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之处分致建筑物或土地之所有者 接受损失是得准用土地收用法政治规定酌予补偿。

第六条依前项第七款、第八款对于市街村落之全部或一部停止其所用之水或禁止汲水时, 于停止或禁止期间内应由自治区供给其用水。

第七条 医师诊断传染病患者或检查其尸体后应将消毒方法指示其家属,并须十二小时以内 报告于患者或患者尸体所在之地该管官署,其结束时亦同。

第八条 患传染病及疑似传染病,或因此等病症致死者之家宅及其他处所,应即延聘医师诊 断或检查,并须于二十四小时以内报告于其所在地址该管官署。前项报告义务人如左:一病 者或死者之家长或家属。二无家长或家属时其同居人。三旅舍店肆或舟车之主人或其管理人。 四学校、寺院、病院、工场、公司及一切公共处所之监督人或管理人。五感化院、养育院、 监狱及于此相类处所之监督人或管理人。

第九条 凡传染病患者之家宅及其他处所,无论病患者以外之人已否传染,均应服从医师或 检疫防疫官吏之指示,施行清洁方法并消毒方法。

第十条凡经该管官署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必要时得使患传染病者如传染病院或隔离病舍。 第十一条凡经该管官署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之必要时,得以一定之期间使传染病患者或疑 似传染病院患者之家属及其近邻隔绝交通。

第十二条传染病患者及其尸体非经该管官吏之许可不得移至他处。

第十三条对于传染病患者之尸体所施消毒方法经医师检查及该管官吏认可后须于二十四小 时内成殓,并执行埋葬。

第十四条传染病者之尸体之埋葬须于距离城市及人烟稠密之处三里以外之地行之,掘土须 深至七尺以上,埋葬后非经过三年不得改葬。传染病者之尸体受毒较重者,该管官署认为预 防上实有必要是得命其火葬,其家属若有怠于实行,得依行政执法代执行之规定行之。

第十五条 已殓葬及将殓葬之尸体,如有传染病之疑者,该管官吏就其尸体及家宅并一切物 件得依本条例之规定执行相当之处分。

第十六条地方行政长官认为有传染病预防上之必要时,得将其是由通告第八条之报告义务 人执行检查,但检查员以持有执照为凭。

第十七条 已办自治地方关于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款第九款第六款之费用,由自治 经费中支出之,但由自治会议议决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核准得由国库酌予补助,除第一项外 因执行本条例所需之经费均由国库支出之。

第十八条依本条例或依本条例发布之告示,不于法定或该管官署所指定之期限内奉行者处 五圆以下之罚金。

第十九条医师诊断传染病患者或检查其尸体后不依本条例报告或报告不实者,处五十圆以 下五圆以上之罚金。

第二十条对于该管官署官吏或医师依本条例之处分或指示不遵行者,或依本条例应行报告 事项并不报告或报告不实,或妨碍他人之报告者,处二十圆以下二圆以上之罚金。

第二十一条边僻地方因特别事情有必须于本条例以外变通其预防方法时,得由各该地方最 高行政长官变通办理,但须咨陈于内务部。

第二十二条对于海外舟车之如今得施行检疫。前项检疫规则以教令定之。

第二十三条 地方自治之筹办尚未完竣以前,本条例所定属于自治区域办理事项得由地方行 政长官会同公正绅士行之,其经费得以地方原有之公款公产或公益捐中拨充,如有不足由国 库支出之。

第二十四条关于施行本条例之各种规则以教令定之。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施行区域及日期以教令定之。

(资料来源:《中华医学杂志》)

附录五1917—1918年绥远鼠疫相关图片Fneumonic Plague Hatient in the late Epidemic in 5hmnTh« pAtient. agfid $0. carter livEng in T^tunefu. was found at FtnscheTi railway elation trying to buy a tic kt I for L atunefiL, from which he had come the previous day. Bloody sputum examined was futl of BF pe^t^s. He was wnt to koklic^i Hospital and died the same evening. Jan. 10. 1918,

(资料来源:《中华医学杂志》第4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