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疫与两汉社会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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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疫与两汉社会研究论文

中文摘要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同时,两汉的400余年间也是疾疫高发 的时期。据笔者统计约爆发50次传染性较强的疾疫。两汉疾疫的种类,主要有伤寒、瘴 疫、肠涛、疟疾、霍乱、牛羊疫等,其中伤寒与瘴疫是常发病。两汉疾疫,在发生时间上, 呈东汉爆发次数多于西汉,一年中则多发生于春夏两季等特点。在空间上,南方与人口密 集地区发生频率较高等特点。

两汉时期疾疫爆发与蔓延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战争影响、特殊地理环 境、社会陋俗、统治阶级防治措施不当等方面。其中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战争因素、以 及特殊地理环境能直接引发疾疫,尤其是自然灾害与战争因素。而社会陋俗与统治阶级防 治措施不当虽不能直接引发疾疫,但它们不利于疾疫的防治,反而为疾疫的蔓延与新一轮 流行提供了条件。

两汉时期从政府到民间都有相应的措施以防治疾疫的发生与流行,但限于当时的社会 经济发展和人们的认知水平,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其中更有防治疾疫措施 带明显的神学迷信色彩,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疾疫的频繁爆发,对两汉政治、经 济、人口、文化、医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这些措施的实行也挽救 了不少生命,体现了当时人们勇于同疾疫灾害斗争的勇气,为后代乃至今天的防疫体系的 建设提供了经验。

关键词:两汉时期,疾病,爆发原因,防治措施,社会影响

The study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Han Dynasty

Postgraduate: Wei Xiaoli advisor: He Hailong major: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area: history from Qin-Han to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Grade: 2016

Abstract

The Han Dynasty was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ese history. Meanwhile, the more than 400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 was also a period of high incidence of diseases.According to the author^ statistics about 50 outbreaks of infectious disease. The kinds of disease mainly include typhoid fever, dysentery epidemic disease, intestinal Pi epidemic malaria, cholera, cattle, sheep, etc, typhoid and dysentery epidemic disease happens often.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in the Han dynasties was more frequent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a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patially, the south and densely populated areas have higher frequency.

The main causes of the outbreak and spread of the disease in the han dynasty includes climatic factors, natural disasters, effects of war,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customs, improper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so on. Climate factors, natural disasters, war factors and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an cause diseases directly, especially 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 factors. While the social customs and the improp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the ruling class cannot cause the disease directly, it is unhelpful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on the contrary, it provides conditions for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and a new round of epidemic.

In the Han Dynasty,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had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occurrence and epidemic of the disease. However, due to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cognition level at that time, the effect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 was not ideal. Among them, the measure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disease are obviously theological and superstitiou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expected eflect.Therefbre, the frequent outbreak of diseases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population, culture, medicin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Han Dynasty. Nevertheles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also saved many lives, which reflected the courage of people to fight against diseases at that time, and also provided experi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even today.

Key words: Han Dynasty; Epidemic Disease; Reason of outbrea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Social influence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疾疫具有高传染性,高流行性的特点。2002年SARS在广东首发,随后SARS便开始向 东南亚甚至全球扩散。SARS所到之地,都导致了人口的伤亡,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 其中中国确诊了 5327例,死亡人数349人。为防治SARS,中国出现了哄抢板蓝根以及白 醋的热潮,对社会民众的心理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除了 SARS流行之外,动物疾疫如禽 流感的流行,不仅造成家禽的大量死亡,而且对家禽养殖行业也造成巨大的影响。禽流感 不仅能在同类中传播,甚至还可传播给人类,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也造成不小的隐患。在 科技发达,文明昌盛的今天尚且如此,那在2000年前的汉朝,疾疫爆发的状况如何?官 方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文的基本思路和意义在于:本文通过对汉代相关史籍资料的统计与梳理,整理出两 汉有明确记载的历次疫情,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试图了解汉代疾疫在时空分布上的 特点与变化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影响两汉疾疫发生与蔓延的各类因素。疾疫发生后,两汉 官方与民间防治疾疫的措施,揭示疾疫流行对汉代社会的影响。通过这一研究,力求在两 汉社会史研究中,拓展视野,同时从疾病史、文化史的视角理解两汉社会。同时,也希望 通过对两汉疾疫流行与防治分析为现在认识、处理疾疫提供有益的参考借鉴。

(二)学术史回顾

关于两汉时期的疾疫研究,在20世纪前期即已有相关成果问世,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对 此给予了关注。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两汉疾疫次数、种类与流行特点方面。陈邦贤先生的《中国医学史》①成书于1919 年,是中国医学史的开创性著作之一。该书不仅记载了两汉疾疫的主要种类,此书还统计 了东汉疾疫的发生次数,即16次。邓云特先生的《中国救荒史》②一书详细叙述了秦汉时 期的自然灾害,其中对两汉时期疫灾发生次数的统计为13次,为后人研究两汉疾疫的流 行情况提供了参照。陈邦贤先生的《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③一书是从二十六史中抽取 与医学有关的史料所汇编的一本书,其中有专门的章节汇集历代正史中的传染病史料。罗 福颐的《祖国最古的医方》④一文叙述了中国最早的药方,其实是针对伤寒病的药方。范 行准的《中国病史新义》⑤一书的第六编重点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传染病,如疟疾、感冒、 病毒性肝炎等,为后人研究古代疾疫种类提供了参考。马伯英的《中国古代主要传染病辨 异》⑥一文对张仲景书中所写的“伤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伤寒”是普通感冒、

  •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51-58页。
  •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J2页。
  • 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1982年,第8-73页。
  • 罗福颐:《祖国最古的医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第671页。
  • 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3-316页。
  • 马伯英:《中国古代主要传染病辨异》,《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80-287页。 流行性感冒以及一些急性传染病的前兆。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①一书重点叙述了两汉 疾疫概况,并分析疾疫流行的特点:第一,东汉比西汉疾疫爆发次数多;第二,疾疫爆发 与战争有关;第三,疾疫在乱世爆发次数多;第四,疾疫在东方与南方爆发频繁;第五, 疾疫常与灾害相伴而生。高大伦的《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和疾病文书考述》②一文主要探 讨了西汉边塞的疾疫,如伤寒、肠潞等,并且文中还分析了伤寒与肠潞的症状。除此之外, 文中还列举了关于治疗伤寒病的药方,以及《五十二病方》中的药物名称,并且与同期医 药著作以及出土汉简上的药物名称进行对比,其中重复率最高的就是治疗伤寒病的药物名 称。姚纯发的《浅谈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③一文主要探讨病方上的俗文、俗名、俗 法、俗方、俗药等。通过对俗名的考证,明确了病方中的疾疫种类,如麻风、疟疾等。陈 业新的《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④一文全面论述了两汉自然灾害的种类以及两汉防治灾害 的措施等。该文统计两汉疾疫的流行次数为42次,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两汉疾疫的流行 特点。王文涛的《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⑤一文重点统计两汉疾疫的流行次数为50次, 并分析其流行特点,如疾疫与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有关。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 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⑥一书统计两汉疾疫流行次数为50次,其对两汉疾疫流行特点 的分析与《三千年疫情》一书相似。张志斌的《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⑦以年表的形式 详细罗列出了先秦到明清时期的疾疫流行情况,其中对两汉时期疾疫流行概况的列举也很 详细。张志斌的《秦汉时期之伤寒热病理论溯源》⑧一文着重论述秦汉医学著作中的伤寒 病,并对伤寒病的含义进行了广义以及狭义划分,为后人研究秦汉伤寒病提供了参照。王 永飞的《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⑨一文统计了两汉疾疫的流行次数为45次,并 分析两汉时期的疾疫流行有春冬爆发次数高于夏秋等特点。

在疾疫流行原因方面。张志斌的《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⑩一文叙述了古代 疾疫爆发的原因,如政局是否稳定,地理环境,交通,社会陋俗等。王子今的《居延汉简 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⑪一文主要研究戍卒服役期间的死亡原因,其中就有因不适 应当地反常气候而染病的。王飞的《两汉时期疫病研究》⑫一文将疾疫爆发与蔓延的原因 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二是社会因素。其中自然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气候与自 然灾害等方面;而社会因素则包括战争,政局影响,社会习俗,人口流动,交通等方面。 王飞的《3 — 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疫病与社会》⑬一文主要从生态背景与社会因素来论述

  •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26-31页。
  • 高大伦:《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和疾病文书考述》,《简牍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7-125页。
  • 姚纯发:《浅谈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3期,第187-188页。
  •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博士学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第25-64页。
  • 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U期,第25-30页。
  • 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9-106页。
  • 张志斌:《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46-152页。
  • 张志斌:《秦汉时期之伤寒热病理论溯源》,《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27-31页。
  • 王永飞:《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32-36页。
  • 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第28-34页。

⑪王子今:《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第118-120页。

⑫王飞:《两汉时期疫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第30-36页。

⑬王飞:《3 — 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疫病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1年,第30-85页。

3 —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疾疫爆发与蔓延的原因,其中生态背景有自然灾害、气候异常与 地理环境三部分;而社会因素有政局、战争、人口等四部分。高元武的《从出土居延汉简 看汉代戍边吏卒医疗保障制度》①一文探讨了戍卒的常患疾疫,如伤寒病、肠潞等,并分 析其患疫原因,如气候恶劣、物资短缺、战争频繁等。潘明娟的《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 初探》②一文主要从气候,自然灾害与鬼神信仰等方面来论述两汉疾疫爆发与蔓延的原因。 杨丽的《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③一文重点论述两汉中原疾疫爆发与蔓延的原因, 主要是环境失调,寒暑错时,军事战争与不良风俗等。陈稳根的《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的 病因探析》④一文列举了居延汉简的疾病种类,如伤寒、肠潞,并分析其疾疫发生的原因, 如月令紊乱等。庄华峰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⑤一文认为两汉疾疫 爆发与蔓延的原因有战争,人口流动增加,地理环境等。

在疾疫防治措施方面。张剑光的《三千年疫情》⑥一书认为两汉防治疾疫的措施有帝 王自责,送医药,隔离病人,饮食卫生,医者防治疾疫等,为后人研究两汉疾疫防治措施 提供了参考。李振宏的《汉代居延屯戍吏卒的医疗卫生状况》⑦一文主要研究汉代戍边的 医疗卫生,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好,故患病的死亡率不高。邓铁涛的《中国防疫史》⑧一书 介绍了两汉时期的防疫措施,分别是皇帝自责,减免租稅,大傩驱疫,卫生防疫,医者防 疫等。王飞的《两汉时期疫病研究》⑨一文对两汉防治疾疫措施的论述有节日驱疫,宗教 仪式驱疫,科学防疫措施,政府防疫及民间方士防疫等。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 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⑩一书有关两汉疾疫的防治措施有政府派发医药,隔离病人, 掩埋尸体,驱傩逐疫,减田租等。林兴龙的《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⑪一文重点 研究了汉代社会的救济措施,救济群体,以及施救主体,其中包括宗族救济。潘明娟的《两 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⑫一文关于两汉防治疾疫措施的论述有医药与禳疫方面。庄华 峰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⑬一文叙述了秦汉防治疾疫的措施有顺应 时节,注重居住卫生,拯救生者,以及助葬等。

在疾疫社会影响方面。王玉金的《从汉画看汉代辟邪风俗》⑭一文主要从汉画内容来 分析汉代的辟邪习俗,其中对汉代的驱傩逐疫也有一定的论述。彭卫、杨振红的《中国风 俗通史•秦汉卷》⑮一书详细介绍了秦汉时期的社会习俗,如丧葬、节日等风俗,以及饮

  • 高元武:《从出土居延汉简看汉代戍边吏卒医疗保障制度》,《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年第6期,第82-87页。
  • 潘明娟:《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0-51页。
  • 杨丽:《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中州学刊》2014年第2期,第127页。
  • 陈稳根:《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的病因探析》,《吉林中医药》2017年第8期,第843-846页。
  • 庄华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0-121页。
  •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34-68页。
  • 李振宏:《汉代居延屯戍吏卒的医疗卫生状况》,《中原文物》1999年第4期,第63-70页。
  • 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31-39页。
  • 王飞:《两汉时期疫病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6年,第30-36页。
  • 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6-113页。

⑪ 林兴龙:《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第111-119页。

⑫潘明娟:《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51-52页。

⑬庄华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1-123页。

⑭ 王玉金:《从汉画看汉代辟邪风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第89-99页。

⑮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6-489, 620-652页。 食、洗浴等习惯。陈迪的《从南阳汉画像看汉代的傩文化》①一文也主要是从汉画像的角 度来分析汉代的傩文化,详细解读了疾疫与汉画像内容的关系。黄勇的《汉末魏晋时期的 瘟疫与道教》②一文着重论述了疾疫爆发对道教的影响,以及道教吸引患疫民众的方法等。 王文涛的《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③一书也论述了疾疫对人口, 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林富士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④一书详细叙述了疾疫 对宗教的影响,分别是疾疫对道教形成的推动,以及疾疫对佛教发展的影响。汤用彤的《汉 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⑤一书详细介绍了佛教传华的经过,佛教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情况, 以及疾疫对佛教的影响。张詰的《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研究》⑥一文主要研究原始道教与 汉代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生活的关系,其中在第二章的第三节论述了太平 道的发展,在第五章的第一节论述了道教与疾疫的关系。李建民的《从中医看中国文化》 ⑦一书重点论述了鬼神信仰,以及鬼神信仰对疾疫的影响,为后人研究两汉疾疫与文化的 关系提供了借鉴。任舸的《汉末三国灾疫与文人、文学》⑧一文详细论述了东汉末年的疾 疫导致文人心理出现生命短暂,求仙长生的变化,其文学色彩也以悲为基调。王学军的《大 傩礼与东汉疫病流行及其文学影响》⑨一文叙述了大傩礼在东汉时期的发展状况,以及描 写大傩礼的文学作品,还论述了东汉末年的疾疫流行对文人心理、文学内容的影响。

从以上的学术回顾来看,学术界对于两汉疾疫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成果大多局限 于对两汉疾疫概况、种类、分布特点,影响因素,防治措施,危害影响等的单独介绍,系 统深入研究两汉疾疫与社会的成果则相对较少,这为本论文的探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三)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法,通过对两汉时期疾疫相关史料整理,结合传统文献资 料与考古资料;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两汉时期的疾疫与社会进行探讨研究;为了便于 说明,本文制作了一些表格与分析图用以直观地呈现两汉时期疾疫流行的概况、疾疫的分 布特点、疾疫的爆发原因、以及疾疫的社会影响等。

(四)    新意与不足

本文主要探讨两汉时期的疾疫与社会的相关问题。虽然秦汉史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 要领域,但是对于这一时期疾疫与社会的相关研究相对于秦汉史其他方面的研究要略显薄 弱,且大多数成果仅是进行一些通论性的叙述,已有研究对此问题的论述也不够全面。通

  • 陈迪:《从南阳汉画像看汉代的傩文化》,《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第78-81页。
  • 黄勇:《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求索》2004年第2期,第230-232页。
  • 王文涛:《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3-118页。
  •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3-395页。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50页。
  • 张詰:《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3年,第50-62,128-138页。
  • 李建民:《从中医看中国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5-165页。
  • 任舸:《汉末三国灾疫与文人、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6年,第28-43页。
  • 王学军:《大傩礼与东汉疫病流行及其文学影响》,《文化遗产》2017年第4期,第119-131页。 过总结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完善两汉疾疫与社会的相关内容,在两汉疾疫爆发 次数,对疾疫影响因素以及对两汉防治疾疫措施、两汉时期疾疫流行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 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同时对以上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此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撰写过程中碰到的困难主要是:第一,两汉 时期的疾疫与社会研究涉及到医疗史、军事史、社会史、经济史、简牍学等方面的内容, 在这些方面,尤其是医疗史与简牍的解读是本人所欠缺的,因此,在论文的研究深度上可 能会有所欠缺。第二,两汉时期的医疗相关文献资料是比较少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论文撰写的难度。

一、两汉疾疫的流行概况、种类与分布特点

由于两汉时期在时间上距离现在较为久远,古今病名多有不同,且现存文献资料对这 一时期疾疫情况的记载较为简略。另一方面,文献中对两汉疾疫的记载比较分散,因此对 两汉疾疫流行次数及种类的统计是有一定难度的。为便于讨论,本文仅统计有明确记载的 疾疫流行情况,在分类时并不强求与现代病名的对应,而是尽量在中国古代医学体系下进 行划分。

(一)两汉疾疫的流行概况

由于两汉时期的人们对疾疫认识的局限,以及史籍记载的简单与分散,所以历代研究 者受史籍限制,故所得出的结论也多有不同,仅两汉425年间的疾疫次数统计就有数种。 最初是邓云特先生统计为13次①,虽然邓先生统计的结果与史料记载有出入,但主要在于 当时科研条件的局限。随后又有多种统计数字,如1999年张剑光等人统计的38次②。2003 年王玉兴统计的33次③,这次统计结果少于张剑光的统计次数,很明显,应该是存在一定 的疏漏。陈业新统计为42次④,是以张剑光的统计为根据,通过考证,在张剑光38次的 基础上又多加了 4次。2007年王文涛则统计为50次⑤。

笔者以为,上述统计次数的偏差,除了疏漏,还有就是对疾疫理解的不同。笔者根据 前四史、《东观汉记》等相关史籍资料,对两汉425年间所发生的疫情进行统计,认为比 较明确的疾疫流行次数是50次,其中西汉(包括王莽建立的新朝)共16次,东汉34次, 整个两汉时期平均约8. 5年发生一次明确记载的疫情。笔者统计两汉疾疫爆发次数是以陈 业新的统计结果为依据,在陈业新42次的基础上,笔者增加了 4次牛疫,在下文表1两 汉疫情简表中的序号分别为19、25、26、27o其中序号26的疫情为公元76年,发生了由 旱灾引起的疾疫,以及牛疫,由于史籍没有准确记载月份,故算作一次疫情。这次疫情与 陈业新的统计重复,故算作3次疫情。余下5次疫情在下文表1两汉疫情简表中的序号是 7、15、24、31、34,这5次疫情,经笔者考证,史料中明确记载了它们爆发的时间或者 地点,故也算作两汉疫情的爆发次数。笔者虽与王文涛的统计结果相同,但对疫情的统计 标准是有区别的。首先,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一文对牛疫的统计不够全面。 其次,两文统计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有差别,笔者没有使用《资治通鉴》等史料。最后,笔 者与王文涛在疫情的认定标准上也有所差别,笔者只统计有明确记载发生时间或地点的疫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口页。

  • 张剑光等:《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3页。
  • 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天津中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84-85页。
  •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第26页。
  • 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口期,第26页。

注:1.此表是根据前四史以及《东观汉记》等史料制成,仅统计有明确记载的疫情。

  1. 有些疫情并没有明确地说明发生时间,因此在发生时间上只能写出大概的时间范围。
  2. 其中有4次为牛疫,考虑到牛在农业社会的角色及地位,所以牛疫也在此列出。

以上统计中,仅统计了较为明确的疫情发生情况,有一些笔者出于严谨考虑,并未列 入统计当中。女口《汉书》记载:……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水旱螟虫,民人 饥疫①。这句史料反映的是元帝时期的疫灾情况,由于史料没有关于疫情具体发生时间 与地点的记载,而元帝在位期间,史书明确记载的疫情有两次,不知这次疫情是对元帝时 期的两次疫情的总概括还是重复描述其中的两次疫情,所以没有专门列出。再如《汉书》 中提到:“民有七死……时气疾疫,七死也”②。这条史料没有指出疾疫爆发的时间或地点, 仅仅说明疾疫爆发对人口的影响,故也没在表中列出。

(二)两汉主要疾疫的种类

文献资料对两汉流行性、传染性、破坏性疾病的记载不仅很少,而且还很简略,一般 统称为“疫”或者“大疫”。由于文献资料与出土资料的缺失,故想要明确两汉疾疫的种 类存在一定难度。尽管对厘清两汉疾疫的种类充满困难,但笔者还是根据古籍文献和医学 文献的记载,试图去梳理两汉部分疾疫的种类。

伤寒,现代医学所指的伤寒是一种急性肠道传染病,与古代伤寒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研究伤寒病的学者认为: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伤寒病的记载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 和《难经》当中。《黄帝内经》中记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或愈或死,其死皆 以六七日之间”③。这里所说的伤寒是指广义,也即一切热病都是伤寒。《难经》中记载, “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相同”④。《难经》 中的前半句的伤寒是指广义,它包含五种病症。而后半句的伤寒是指狭义,它列举了伤寒

  • (东汉)班固:《汉书》卷75《哇两夏侯京翼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62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72《鲍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88页。
  •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2页。
  • 凌耀星主编:《难经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具体的五种病症。因此,广义的伤寒是指所有外感导致疾病的统称,而狭义的伤寒则是指 外感风寒而引起的疾病。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也有关于伤寒病的记载以及治疗伤寒 病的药方。如“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十分,术十分,桂四份。以温汤饮一刀到,日 三、夜再行,解不出汗”①。《武威汉代医简注解》中也有关于治疗伤寒的医方,“治伤寒 遂风方:付子三分,蜀椒三分,泽舄五分,乌喙三分,细辛五分,术五分”②。张仲景认 为:“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③。由于冬 季严寒,上层阶级能有效采取保暖措施,故不易感染伤寒。而下层贫民,缺少御寒过冬的 衣物,因此易感染伤寒。从汉简所记载的药方以及张仲景所写的《伤寒杂病论》一书可知, 伤寒病在汉代不仅确切存在,而且还有明确治疗伤寒病的药方。

霍乱,现代医学的霍乱是指由一种霍乱弧菌所引起的急性腹泻疾病,主要通过受污染 的水和食物进行传播。在《汉书》中记载:“夏月属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 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④。由此可见,夏季的湿热天气,导致霍乱爆发,同时也造成大 量人口伤亡。在《金匮要略》中也有记载:“驴马肉合猪肉食之,成霍乱”⑤。可知,驴肉、 马肉、猪肉混在一起食用,容易引起肠胃不适,导致呕吐,进而形成霍乱。从以上两条史 料可知,汉代存在霍乱。那么古籍中的霍乱与今天的霍乱有区别吗?经近现代学者的研究 证明,古籍中的霍乱与今天所说的霍乱不同。在罗尔纲的《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一文中明 确指出:“中国古代本无真性霍乱,……这是肠胃不安上吐下泻,实为急性肠胃炎,并不 是今天的真性霍乱”⑥。在这篇文章中,罗尔纲还明确指出:“真性霍乱病的传入中国,始 于清嘉庆二十五年庚辰”⑦。

瘴,瘴在中医学的解释是瘴气与瘴病。瘴气是一种地方性的流行病,这种流行病主要 发生在西南地区;瘴病主要是指恶性疟疾,这种疟疾对人体的伤害要比一般普通疟疾严重 的多。在《后汉书》中记载「且南方暑湿,障毒互生”⑧,还有“南州水土温暑,加以瘴 气,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⑨。可知,西南湿热的气候条件是瘴疫产生的重要原因,并且瘴 疫对战争形势,人的生命财产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西南冬季与初春,天气湿冷,不 利于病菌繁衍;而夏秋两季,天气湿热,容易导致病菌滋生,故瘴疫主要爆发在西南的夏 秋两季。《三国志》也记载:"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旨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 与先人辞于此⑩。从这则史料可知,人们对瘴气的恐惧,体现了瘴气对身体的伤害。

疟疾,疟疾是由疟原虫侵袭人体而产生的传染病,主要症状是发热、发冷与出汗。《晏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56页。
  • 张廷昌:《武威汉代医简注解》,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页。
  • 张仲景著,杨鹏举等注释:《伤寒论》卷第二《伤寒例第三》,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64上《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9页。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5页。
  • 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人民军医》1956年第7期,第5页。
  • 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人民军医》1956年第7期,第5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48《杨终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8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8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8《公孙瓒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子春秋》中记载:“疥且疟,期年不已”①。由此可见,疟疾在两汉之前就已有记载,并且 一年四季均可发生。由于夏秋天气炎热,容易滋生蚊虫及细菌,因而夏秋两季的发病率高 于冬春两季。随着医学水平的提高,汉代对疟疾的认识也更为深刻。《淮南子》一书对疟 疾与气候之间的关系相比前代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讨。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也对“疟” 字进行了定义与解释,“疟,热寒休作,从广从疟”②。在《伤寒杂病论》中也已明确了治 疗疟疾的药物。在《素问》中,还专门有两篇是关于论述疟疾问题的。若疟疾不是常发病, 医者对疟疾的认识便不会如此深刻,因此疟疾是两汉甚至两汉之前的主要疾疫。疟疾不仅 在东方流行,在同时代的罗马也很盛行。据记载:“公元三世纪,一次破坏力特大的疟疾 流行开来,其影响遍及整个罗马帝国”③。可见,疟疾是东西方流行较早的疾疫。

肠濾,肠濾又称痢疾,主要症状是腹痛、大便脓血,发热,是急性肠道传染病的一种。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记载:“四月戊寅病肠辟庚辰治□”④,在《黄帝内经》中也记载: “肠濾为痔? ”⑤。姚春鹏认为:“肠濾:泻脓血,即痢疾”⑥。由此可知,这种病在汉代 是存在的。肠濾主要发生在炎热的夏秋两季,引起的原因主要是卫生状况不良。在卫生条 件差的古代,肠潞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螟病,螟病也是麻风病。此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主要发病在周围神经与皮肤。姚 纯发的《浅谈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已证实,“螟”即是“麻风病”⑦。由于麻风 病人身上会出现像蛎壳一样的泡疹,所以麻风病在古代也称为“病”。在《素问》中记载: “病者,有荣气热腑,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⑧。由于患有麻风病 的人的面目受到了一定的损害,所以对当时的婚姻嫁娶、人际交往都有影响。

动物疾疫,动物疾疫主要包括牛疫、羊疫和其它动物疾疫。在《后汉书》中记载:“明 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⑨,还有“一日暑岁羊多疫死,……及人,则多病目者”⑩。关于 两汉牛、羊具体患疫情况,史籍没有记载,故不知是何种疾疫。有关动物疾疫对人的影响, 史籍也没有详细记载。若以今天的动物疾疫来看,禽流感、猪流感等对人体健康尚有威胁, 那在医疗水平不如今天的汉朝,动物疾疫想必也会对人体健康形成威胁。牛、羊是汉代的 重要家畜,尤其是牛。它作为汉朝农业生产的主力,一旦爆发牛疫,将影响两汉农业发展。

除了以上提及的疾疫之外,汉代还有其他疾疫,如血吸虫病、黄疸病、白喉等。史籍 中对这三种疾疫的记载有「'涌疝病⑪,即血吸虫病。“'病黄疸,发热烦喘,胸满口燥

  •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9页。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55页。
  • 马伯英等译:《世界医学五千年史》,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2页。
  •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4页。
  •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5页。
  • 姚纯发:《浅谈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华医史杂志》2000年第3期,第187页。
  • 杨永杰,龚树全主编:《黄帝内经》,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第85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志第16《牛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36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27《五行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406页。

⑪(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5《仓公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799页。 者,以病发时火劫其汗,两热所得①,即黄疸病。“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喉痹、逆 气”②,其中喉痹就是白喉。从两汉时期的医学著作以及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医者对疾疫 的认识相比前代更加深入与系统了。

(三)两汉疾疫的分布特点

汉代是疾疫流行的多发期,本文统计两汉时期所发生疾疫的次数为50。通过对这50 次疾疫的分析,能清楚知道其时空分布的特点。

  1. 时间分布

时间分布是了解汉代疾疫的重要角度之一,从这个角度可以揭示出两汉425年间疾疫 的年代分布、季节分布如何,以及有什么样的特征。

(1)年代分布

年代分布是指汉代425年间的疾疫分布情况。从表1两汉疫情简表中能看出,本文统 计汉代疾疫爆发的次数为50次,其中西汉(含新朝)为16次,东汉为34次。显而易见, 东汉疾疫爆发的次数要多于西汉,且是西汉疾疫爆发次数的2倍多。西汉(含新朝)的存 在时间是公元前206到公元25年,长达230年,所以西汉平均约14. 38年爆发一次疾疫; 而东汉存在时间是公元25到公元220年,长达195年,所以东汉平均约5. 74年爆发一次 疾疫。从疾疫爆发的平均频率来看,东汉也是高于西汉的,大约是西汉的2. 5倍。

之所以东汉爆发疾疫的次数远高于西汉,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西汉年代 较早,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完备,因此对疾疫的记载不够详细。第二,西汉较东汉来说,气 温还是相对温暖的。竺可桢在其文中指出:“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 冷的趋势”③,天气寒冷容易外感风寒,进而增加了伤寒病在冬春季节的爆发几率,故东 汉疾疫的爆发次数要多于西汉。第三,两汉之际由于北方战乱的影响,大量人口南迁,南 方疾疫的实际流行次数与相关记载都有所增加。东汉末年的长期混战,也增加了疾疫爆发 的几率。

两汉疾疫的发生次数在年代上表现出连发性的特点。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情况,笔者 根据表1两汉疫情简表制作了一个两汉皇帝在位期间疾疫爆发次数表,皇帝在位而没有爆 发疾疫的,笔者在表中没有列出。如下表:

表2:两汉皇帝在位期间疾疫爆发次数表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04页。
  •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21页。

为了更直观地呈现表2两汉皇帝在位期间疾疫爆发次数表中的内容,故将其数据制成 了折线图,如下图:

从上图可知,有几个疾疫频发的时间段,分别是王莽当政时期,疾疫有4次;东汉建 国初期,也即是光武帝时期,疾疫有8次;桓帝时期,疾疫有5次;灵帝时期,疾疫有5 次;献帝时期,疾疫有6次。由于这几个时间段处于自然灾害、战争等频发期,故疾疫才 会如此频繁地发生。关于这个问题,下文会做详细叙述。

  • 季节分布

季节分布是指疾疫在四季中的分布情况。为了便于说明,以春、夏、秋、冬为统计单 位,进行划分疾疫所爆发的月份。在表1两汉疫情简表所统计的50次疫情中,没有确切 记载季节的列为不详。汉代的历法主要为太初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十二月底为年 终,所以正月到三月为春季,四月到六月为夏季,七月到九月为秋季,十月到十二月为冬 季。根据表1两汉疫情简表所统计疾疫爆发月份的结果,制作了下表。

在表3汉代疾疫四季分布表中,虽然疾疫月份不清楚占有较大比例,甚至高达50%以 上,但是也能从有明确记载月份的24次疫情当中看到一些现象。从表3汉代疾疫四季分 布表与图3汉代疾疫四季分布图可知,疾疫虽在四季都有发生,但疾疫在每个季节的发生 比例是不同的。春季发生12次疾疫,夏季发生7次疾疫,秋季发生2次疾疫,冬季发生3 次疾疫,不详占26次疾疫。除了判断不了的季节外,春季在四季当中是疾疫爆发次数最 多的,高达12次。随后就是夏季,高达7次。最少的是秋季,仅2次。

春、夏是汉代疾疫流行的高发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春季、夏季的气候有关。 春季尚属于天气严寒时期,或者是处于气温由寒转暖时期,在当时的生活状态下,普通百 姓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抗寒措施,故容易爆发伤寒病。东汉时期,天气逐渐转冷,此变化也 加大了春季爆发伤寒病的几率。夏季气候炎热,中国北方属温带季风气候,南方属亚热带 或热带季风气候,故夏天容易发生水旱灾害。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也衍生了疾疫的发 生。由于西北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该地夏季容易爆发旱蝗灾害,进而引发疾疫;而西南 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该地夏季气候湿热,故瘴疫多发。

  1. 地域分布

从表1两汉疫情简表中可知,汉代疾疫在地域上的分布具有普遍性。总体上看,疾疫 主要发生在京师及关东、军营驻地以及南方地区当中。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现象,笔者根 据表1两汉疫情简表制作了一个两汉疾疫地域分布表。由于疾疫分布地区比较分散,为便 于说明问题,笔者将以几个大的区域为划分单位,分别是南方、京师及关东、华北及东北 (不含京师与关东)、西北、四夷五个区域。在这五个区域中,有一个例外,即四夷。四 夷是古代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由于地域跨度太大,因此把它单列成一个区域。对于南 北方的划分问题,笔者是根据秦岭淮河一线进行划分的,以北为北方,以南则为南方。以 今天南北区域划分的标准来看待两汉区域,虽不完全准确,但也能说明问题。此表不包含

没有明确疾疫爆发地区的,共占15次。

表4:两汉疾疫地域分布表

(1)京师及关东地区

京师与关东都是交通发达与人口密集的地区。在两汉时期的50次疫情当中,有不少 疫情都只记载为“大疫”、“民疾疫”,并没有提到疾疫流行的确切地方。在这50次疾疫 中,没有明确疾疫发生地并且记录疫情为大疫的有5次,京师与关东作为人口密集与流通 之地,自然也被包括在内。有明确记载京师发生的疾疫次数有6次,关东有2次,加上5 次大疫,可以确定京师与关东是发生疾疫的集中之地。京师与关东之所以爆发疾疫的几率 高,主要在于京师与关东地区交通便利且是大量人口的流动与集中地。在夏秋两季,天气 炎热,生活等垃圾若不及时处理,将导致人口密集地区的环境遭到破坏,进而引起蚊虫等 细菌滋生,故人们易感染疟疾以及肠道疾病。由于京师与关东交通便利,再有此地人口密 集,随着患疫人口的流动,其疾疫也将向周围蔓延。在明确记载的6次京师疾疫中,有2 次是关于牛疫。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相应农耕区也多。在汉代农业耕作方面,除了人自身 的劳动力之外,牛在农业劳作中也处于重要位置。在农忙时节,牛被频繁的用于耕地与运 输,长时间不间断的劳作,其牛的抵抗力也将下降,故容易爆发牛疫。

(2)军营驻地

两汉战争多是长途作战,北方士兵对南方湿热气候多表现不适,故军营驻地多发疾疫。 根据表1两汉疫情简表,笔者统计出了军营发生疾疫的次数,现将统计结果制作成表,如 下:

表5:两汉军营驻地疾疫爆发次数表

从表5可知,有13次疾疫与行军作战有关,大约占全部疾疫的26%O在统计的50次 疾疫当中,有一部分疾疫不仅没有明确地点,而且也没有说明引发疾疫的原因。在这种记 载情况下,军营驻地爆发疾疫的次数还高达13次。在传统文献中,关于西北戍边的疾疫 情况基本没有记载,但从出土简帛相关资料来看,伤寒、肠潞等是西北士兵的常发疾疫。 由此可知,军营驻地是疾疫的高发区。

(3)南方地区

由于南方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故此地在夏秋两季易发水灾。元帝时期,“关东 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①。从史料可知,关东发生大水,导致关东地区的十一个郡 国爆发饥荒,长时间饥荒得不到改善,人体抵抗力便会下降,疾疫也将随之而来。在夏秋 两季,由于西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该地气候湿热,其湿热天气是病菌繁衍的重要条件, 因此该地也是瘴疫的高发区。《后汉书》载:“南州水土温暑,加以瘴气,致死亡者十必四 五”②。可知,西南的湿热气候,加大了疾疫爆发的几率。从表4两汉疾疫地域分布表统 计来看,有明确记载疾疫发生地的共有35次,其中南方高达16次,将近是明确记载疾疫 爆发地的一半。可见,南方是疾疫流行的频发区。

  • (东汉)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38页。

二、两汉时期疾疫流行的相关因素

疾疫流行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气候因素、自然灾害、军事战争、特殊地理 环境、社会陋俗、统治阶级治理不当等因素。其中气候因素、自然灾害、军事战争、以及 特殊地理环境最容易引发疾疫,而社会陋俗与统治阶级治理不当等因素,对疾疫的新一轮 流行提供了条件。

(一)气候因素

气候反常的表现为天气干旱,降雨量、降雪量骤增,气候不规律寒冷或酷热等。天气 干旱,降雨量、降雪量骤增容易形成水旱、雨雪等灾害,而气候不规律地寒冷或酷热,则 容易导致月令紊乱。气候反常虽引起自然灾害,但地震不属于气候反常的范畴。同时气候 是长时段的,而自然灾害可能是短时段的天气异常,故下文将自然灾害作为两汉疾疫流行 的独立因素进行论述。

在两汉425年间,有几个疾疫频发的时间段,从图1西汉皇帝在位期间疾疫爆发次数 图与图2东汉皇帝在位期间疾疫爆发次数图可知,分别是王莽当政时期、光武帝时期、桓 帝时期、灵帝时期、献帝时期等。从温度的走向来看,战国到两汉大致是降温的一个过程。 其过程是战国到景帝时期为温暖期,从武帝时期开始由暖转到小冰期过渡期,元帝时期进 入小冰期,王莽时期,低温、旱灾达到高峰。东汉初年的反常气候是王莽时期的继续,桓 帝时期的气候反常程度不低于王莽时期,到了汉末魏晋时期,寒冷天气继续存在,并且有 不断加深的程度。从这个过程,可以确定几个气候与温度异常的时间段,分别是武帝时期, 元帝时期,王莽时期,东汉初年光武帝时期,桓帝时期,东汉末年灵帝、献帝时期等。气 候与温度异常是发生水旱、旱蝗、雨雪等自然灾害的导火索,而水旱、旱蝗、雨雪等自然 灾害的爆发也为疾疫的发生提供了条件。以上几个疾疫频发的时间段与温度气候异常的时 间段相吻合。可见,气候反常是爆发疾疫的一个重要原因。

“月令”采用以时记事,统治者及农民也会根据月令来安排农业生产,可见月令反映 气候季节,故月令紊乱是指气候异常、季节错乱,如春天气温如冬天般寒冷、秋天气温像 夏天一样炎热等。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①。 从史可知,由于阴阳失调,寒暑季节没有按正常的顺序进行,所以会导致疾疫的产生。在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也有关于月令紊乱的记载:“苦候望春”②,“缓急始春未和”③。 汉简中还有很多关于月令紊乱的描述,在这里就不逐一列举。月令紊乱之所以能引发疾疫, 主要在于四季交替的规律被打破。四季更替的规律一经打破,人们早已习惯的生活规律也 将被迫改变。像上述汉简中记载,春天一直未到,冬季的时间则会拉长。冬季是一年中最

  • (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62页。 为寒冷的时期,长时间处于严寒当中,对人们的身体,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无疑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故他们易感风寒。而风寒正是伤寒病的重要症状,所以冬季常爆发伤寒病。伤寒 病虽常见于老人与孩子当中,但寒冷期过长,部分年轻人因抵抗力下降,也易感染伤寒。

(二)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旱灾、水灾、蝗灾、震灾,火灾、雪灾等。中国之所以有如此多的 水旱灾害,主要是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尤其是夏季风气候。夏季风是来自 东南的海洋,这种季风能给中国大部分地区带来充足的降水。但是,夏季风并不稳定,像 夏季风开始的早与晚,强与弱,都会影响在中国大陆的降雨量,而降雨量的不均又会引发 水、旱灾害。中国除了受季风气候的影响,西北地区主要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影响,此气 候终年干旱并且少雨,因此也易形成旱灾。

虽然自然灾害的种类有很多,但文献记载疾疫爆发的原因,有的并没明确是旱灾还是 水灾、是旱灾还是蝗灾、是雨灾还是雪灾引起的,故笔者也没有严格区分。

水旱灾害引发的疾疫。在《后汉书》中载「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①。可知,由 于长时间的旱灾未得到缓解,进而引发疾疫。关于水灾引起的疾疫在《汉书》中的记载为: “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②。可知,关东地区的水灾,波及十一个郡国,以致 此地引发饥荒,最终导致疾疫爆发。在《汉书》中载:“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 之灾……”③,这则史料仅仅说明文帝期间遭遇了水、旱灾害,并且水、旱灾害最终引发 了疾疫,但史料并未直接指出是旱灾还是水灾引起的疾疫。不管是水灾还是旱灾,都会对 农业造成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水灾,能短时间造成人口伤亡。如尸体处理不当,在炎热的 环境中,尸体很快便会腐化,进而产生有毒的气体以及致病菌,经空气、水、以及其它方 式传播,最终将爆发疾疫。水旱灾害破坏了农业生产,其结果导致粮食减产。而农作物歉 收,也意味着民户口粮减少,如一直持续此状态,饥荒便会形成。其饥荒又降低了人的抵 抗力,故水旱灾害易引发疾疫。

旱灾与蝗灾常相伴发生。《汉书》中记载「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疾疫者, 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④。由于郡国发生旱灾,进而引发蝗灾,其旱蝗灾害最终导致疾疫 爆发。汉顺帝时,“六州大蝗,疫气流行”⑤。从史料可知,由于蝗灾的爆发,导致北方地 区盛行疾疫。旱蝗灾不利于小麦、稻子等农作物生长,同样也不利于畜牧业的发展。人畜 长时间得不到食物的补给,必定会形成饥荒,而饥荒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其疾疫、死亡 也即随之而来。

地震灾害引发的疾疫。《汉书》中记载:“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48《杨终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97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0上《杨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49页。 至秋至”①。这次由地震而引起的疾疫发生在五月份,五月到秋季,中间至少有两个月, 而六、七月份是一年当中天气最热的时期。因地震造成大量人口伤亡,而两汉时期又盛行 土葬,故导致棺椁涨价。由于疫区民众对疾疫认识不足,再者他们也没有能力为死者购买 棺椁,其尸体一直停葬或浅埋。尸体长时间暴露在炎热的环境中,导致尸体腐化,从而产 生毒气以及致病菌,经空气与水的传播,由地震造成的疾疫不仅得不到控制,而且还会扩 大疾疫的蔓延。

雨雪灾害引发的疾疫。《汉书》中记载:“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 熟,单于恐”②。从史料可知,这次疾疫是由于长时间的雨雪灾害而引起的。雨雪灾害一 般发生在冬季与初春时期,而匈奴的活动范围大致在西北地区。在冬季,该地区的温度低 达10度以下。长达数月的雨雪,同时还伴有低温,因而匈奴地区的民众易外感风寒,再 有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伤寒病以及进酒的记载,其原因应与该地区的雨雪灾害及低温有关。

自然灾害引起的疾疫是汉代疾疫流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由于两汉时期生产力 水平的限制,加之人民生活本就疾苦,因此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一旦发生较大规模 的自然灾害,而政府又不能作出积极有效的处理方式,其结果会造成大量的百姓死亡。若 众多尸体得不到妥善处理,最终将会导致疾疫爆发。受灾之余,普通百姓的医疗、饮食卫 生若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普通百姓的抵抗力便会下降,进而引发疾疫。另一方面,自然灾 害和已发生的疾疫会促使难以生存的百姓向其他地区流动,大量从灾区出发的人口迁移又 会将疾疫带往迁徙地区,进而将造成更大规模的疾疫流行。

由于春秋战国、秦朝末年、西汉末年与东汉初年的频繁战争,导致农业生产被破坏, 人口死亡率增高,从而导致两汉初期的人口增长率较低。为恢复农业生产与人口比例均衡, 两汉统治者大都采取鼓励人口发展的政策。短时间,人口压力尚不明显,但长时间实施此 政策,便会导致该地的人口密度达到饱和状态,人口压力便随之显现。人多而土地有限, 同样的粮食要养活更多的人,其结果将导致粮食短缺。为解决粮食的不足问题,统治者采 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大力推行垦荒政策,在黄河中下游等地区毁林坏草以辟田;另 一方面把百姓由'狭乡'向'宽乡'迁徙,并与边防相结合,大量地移民实边,对西北地 区实行农业开发”③。上述政策在短时间内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但随着人类不合理的开发, 问题便开始显现。史念海在其文章中指出,黄河是在西汉初年才变黄的,关于这个现象的 解释,他认为:“这应该和当时森林遭受破坏和大量开垦土地有关”④。因西北地区原有的 生态系统被破坏,最终加剧了该地的沙化程度。在汉简中记载,“绥和元年六月庚戌,新 沙”⑤,以及“地热,多沙”⑥。

两汉时期,国家大力提倡冶金业发展,为解决运输问题,常靠山取材。《汉书》中记

  • (东汉)班固:《汉书》卷26《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05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94上《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81页。
  •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第58页。
  • 史念海:《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3期,第22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54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01页。 载:“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①。在古荥镇发现的汉代炼铁炉遗 址,有“重达二十余吨的大积铁”②。毁山开采铜铁,破坏了当地的地理环境。而砍伐大 量林木作为发展冶金业的燃料,其结果扰乱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在《盐铁论》当中,有关 于汉朝修建宫殿对林木影响的记载:“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③。可知,由于修建奢侈的 宫室,导致林木受损严重。史书中有关厚葬的记载很多,如《后汉书》中记载中山简王焉 去世后,“大为修冢莹,……发常山、钳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馀州郡 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④。从上则史料可知,中山简王为了修自 己的陵墓,不惜动用了大约二十郡的木材,其中涿郡、常山、钳鹿三郡的林木损失最大, 基本上没有了柏树、杂木等。

森林与草地有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等作用,大量的森林与草地被破坏, 导致原有的生态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那么该地区必定会出现不正常的自然现象。两汉时期 发生多次黄河决口的事例,而黄河中下游流经人口密集的华北及京师地区,故导致该地多 水患。从表4两汉疾疫地域分布表可知,华北与京师地区是疾疫的高发区,其多发原因与 黄河决口也应有一定联系。西北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该地本就干旱少雨,而原有的生 态系统被破坏,更是加剧了此地的干旱程度,其结果也增加了该地爆发旱灾的几率。有关 冶金业与自然灾害的关系,在《汉书•贡禹传》中记载:“今汉家铸钱,……凿地数百丈,…… 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繇此也”⑤。从以上叙述可知,修建宫室,也导致大 量林木被砍伐。林木被大面积破坏,也将逐渐改变周围的生态环境,从而引发气候异常, 其结果将导致该地多发水旱灾害。水旱灾害一旦爆发,不仅会影响该地农作物的生长,而 且还会导致大量的人口伤亡。旱灾虽不会短时间造成人口伤亡,但旱灾持续时间过长,而 又得不到外界帮助,灾区便会爆发饥荒。饥荒导致人体免疫力下降,如长期处于此状态, 饥疫将会爆发。水灾能短时间造成人口伤亡,若处理不当,其结果也将导致疾疫的爆发。

(三)军事战争

从表1两汉疫情简表可知,战争是影响疾疫爆发的重要因素。第一,远距离或长时间 作战,容易导致粮草短缺,如没有及时对此补给,将会爆发饥荒。若饥荒一直持续,士兵 的身体抵抗力也将下降,进而引发疾疫。第二,战争造成大量士兵与普通百姓的死亡,如 尸体掩埋不当,其尸体将会滋生大量致病菌以及有害气体,经空气传播,进而引发疾疫。 第三,南方边地多战事,而南方的特殊地理环境导致北方士兵对此地不适应,故易爆发急 性传染病。第四,在战争期间的百姓迁徙、军队调动以及社会秩序的失调,会将已发生的 疾疫带到其他地区,进而形成更大范围的疾疫流行。桑林先生认为:“虽然两者经常如影 随形地结合在一起,但一般不是战争的发动者故意将他们结合起来的,而是由于战乱和社

  • (东汉)班固:《汉书》卷72《贡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5页。
  •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2期,第38页。
  • (汉)桓宽,《盐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42《中山简王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50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72《贡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75页。

会的无序所造成的”①。第五,在战争期间,军队的医疗条件、卫生条件有限,一旦爆发 疾疫,军医受上述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地提出防治措施,进而引发疾疫并向周边蔓延。

史书中有很多关于战争引起疾疫的记载,如吕后时期,征伐赵佗,即“会暑湿,士卒 大疫,兵不能逾岭”②。《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会暑甚,士卒多疫死”③。从这两则 史料可知,北方士兵由于适应不了南方湿热多雨的气候,从而在军中引发了严重疾疫。《汉 书•王莽传》中记载:“平蛮将军冯茂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④。由史可知,王 莽派冯茂攻打句町,在交战期间爆发了疾疫。《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战斗死亡,缘边 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⑤。可知,在战争期间,由于军营出现饥荒,故而导 致饥疫爆发。《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 五”⑥。从史料可知,由于军队途经瘴气区,因而染上疾疫。郭霭春在其著作中认为:这 次疾疫“自此将恶性疟疾,带到中原”⑦。可见,战争不仅能引发疾疫,而且还随军队的 迁徙而扩大流行范围。王莽时期,冯茂奉命去攻打益州,而在攻打益州的三年中,不少将 士都感染了疾疫。王莽末年,王匡等人领导的军队去征讨绿林军,结果疾疫在双方军队中 爆发。桓帝时期,皇甫规率兵攻打陇右,结果军中疾疫流行。史籍中还有大量关于战争引 起疾疫的记载,在此就不逐个列举。

(四)特殊地理环境

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各地所呈现的气候也不同。虽然匈奴在汉代的活动范围有所变化, 但基本确定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为西北地区。该地离海较远,水汽很难到达此地,再有青 藏高原对该地的影响,使此地水汽更少,故西北地区常年干旱少雨。其干旱少雨的气候, 更易爆发旱蝗灾害。《后汉书》载:“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 死耗太半”⑧。可见,持续的旱蝗灾害导致匈奴爆发疾疫,并造成大量的人畜伤亡。

西南地区的地理特征大致是山林环绕。此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其特点是天气炎热、 降雨量大且持续时间长。该气候特点会导致此地有大量且不易消散的水汽,也即是湿气。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江南卑湿,丈夫早夭”⑨。可知,湿气严重者,能导致其 死亡。西南地区不仅湿气重,而且天气也很炎热。炎热潮湿的环境,为病菌提供了生存与 繁殖的条件。由于西南地区多山林的地理特征,若对动物尸体处理不当,或根本没有处理。 在湿热的环境中,动物尸体很快便会腐烂,进而造成细菌滋生,并且还伴有难闻的气味。 这种气味里面含有大量的致病菌,因此使闻者致疫。在山林环绕的环境中,瘴气能长久不

  • 桑林:《瘟疫:文明的代价》,广东: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59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95《西南夷南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48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3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99中《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45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24下《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M85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0页。
  • 郭霭春编:《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2页。
  •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8页。 散,尤其是夏秋两季。《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①。从史料 可知,由于军队途经瘴区,从而引发瘴疫,结果将士死亡近一半。从以上论证可知,特殊 的地理环境是疾疫爆发的原因之一。

(五)社会陋俗

鬼神信仰由来已久,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鬼神致病的观念,汉朝自然也不例外。虽然 汉代存在鬼神致病的观念,但相较前代而言,汉代这一观念的含义与前代也不尽相同。李 建民先生在其著作中谈到:“东汉中晚期的鬼祟论则重视疾病的连续性,特别是在家族中 一个接一个罹疾,而且赋予鬼邪之疾有关道德伦理的因素”②。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载: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 其七”③。这次伤寒流行,从外因来讲,可以认为是寒气侵袭。但是在宗族成员接连患病 的情况下,也会让人心生疑惑:患病的为何不是其他人?为什么同宗族的人有的患病,而 有的却没有?对于这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他们往往认为是鬼神在作祟。东汉末年的道经《老 子想尔注》也认为:“以兵定事,伤煞不应度,其殃祸返还人身及子孙”④。干宝的《搜神 记》也有鬼神致疾的记载,“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曰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 ⑤。鬼不敢进伯文家,因他家门户上专门涂有防鬼祟的药。虽说记载有夸大,但记载却反 映了鬼神能致疾的现象。

由于汉代医疗水平有限,医者面对疾疫多束手无策,而社会又流行鬼神致病说,故民 众常乞求某种神秘的力量来医治他们所患的疾疫。“巫是指具有神力和法术,能与鬼神交 通之人。在神灵观念盛行的古代,作为神人之间的媒介,从事巫术活动的巫觐受到社会大 众的广泛宠信”⑥,因此巫觐治病便成为社会上的普遍现象。《潜夫论》中记载:“或弃医 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此荧惑细民之甚者也” ⑦。《伤寒论》中也记载:“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节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 受败……举世昏迷,莫能觉悟”⑧。这两则史料均描写民众相信巫术能治病,结果他们不 仅丢了财物,而且还失去了生命。疾疫与普通疾病相比,它具有高传染性的特点。民众患 有疾疫,如不及时医治,反而相信巫祝,其结果将加重病情,随着人口接触与流动,疾疫 将会大面积的爆发。

文献当中并没有确切记载寒食是从何时开始,但最早记载寒食的文献是两汉之交桓谭 所著的《新论》:“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0页。
  • 李建民:《从中医看中国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70页。
  • 张仲景著,杨鹏举等注释:《伤寒论》,《伤寒卒病论》集,北京黃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 (东晋)干宝撰,胡怀琛标点:《搜神记》,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第ILL页。
  • 贾艳红著:《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口年,第142页。
  •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潜夫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43页。
  • 张仲景著,杨鹏举等注释:《伤寒论》,《伤寒卒病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①。从史料可知,寒食习俗主要在太原一带流行,并且是连续五天在冬季吃寒食。在这期 间,尽管身体有所不适,民众也不敢打破禁忌。随着寒食习俗的流行,其寒食时间以及地 域范围也开始发生变化。《后汉书》中记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咸言神 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老小不堪,岁多死者”②。贾艳红在其 著作中也提到:“到东汉末年,寒食禁火的地域范围已从太原扩展至上党西河、雁门等地。 从时间上有所推迟,从隆冬推至冬至后105天,即初春时节”③。从以上材料可知,寒食 时间从最初的5天到一个月,其后甚至超过一个月,寒食地域由最初的太原扩大到雁门等 地。

在鬼神信仰盛行的汉代,尽管吃寒食导致身体不适,他们也不打破禁忌,改吃热食。 短时间吃寒食,年轻人的身体能暂时承受,但时间过长,估计很少有人不会患病。东汉又 是处于寒冷期,如此一来,冬春季节的气温便会更低。在寒冷的冬春季节,太原等其他地 区的民众长时间吃寒食,其身体抵抗力必然下降,故该地区的民众必定多发风寒以及肠道 疾病。东汉中后期,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足见伤寒病在东汉时期的流行程度, 而盛行原因,想必寒食习俗是其中之一。

武帝时期,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由于儒家提倡土葬,故土葬在两汉盛行。汉朝虽崇尚 厚葬,但对于贫民来说,死后常草草下葬,有的甚至抛尸荒野。在战争时期,死去的将士 也多是简单下葬,或直接不葬。在灾荒期间,大量因灾而亡的民众,也会简单下葬或长时 间不葬。《后汉书》中记载:“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④,还有“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 所”⑤。《汉书》中记载:“丙戌,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至”⑥。尸体腐 化会导致毒气生成以及致病菌的出现,浅葬或不葬都会使这些毒气以及致病菌暴露于空气 中。一旦民众接触到它们,便会引发疾疫。浅葬或不葬的尸体,如遇雨水冲刷,致病菌也 会随之流入河中,一些地区有饮用河水以及生水的习惯,民众喝到被污染的水之后,疾疫 必定爆发。

(六)统治阶级治理不当

从前面统计图可知,汉朝有几个疾疫高发的时间段,分别是王莽当政时期,疾疫有4 次;东汉建国初期,也即是光武帝时期,疾疫有8次;桓帝时期,疾疫有5次;灵帝时期, 疾疫有5次;献帝时期,疾疫有6次。王莽、光武帝、献帝时期,疾疫多由自然灾害与战 争的相互作用而引发,故笔者不在此论述。桓灵二帝在位期间,国家除了自然灾害之外, 基本没有战争。如只以自然灾害为疾疫爆发的依据,两汉其他皇帝在位期间也多次发生过 自然灾害,为何疾疫爆发的次数要远低于桓灵二帝在位期间爆发的次数呢?关于这个问

  • (汉)桓谭著:《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61《周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24页。
  • 贾艳红著:《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年,第259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5《曹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4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26《天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05页。 题,在外部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只能从施政阶级来探讨。

东汉一直存在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现象。由于东汉中后期,皇帝年幼继位,外戚把 持朝政,皇帝长大后,他们便依靠宦官来削弱外戚的权力。宦官依靠皇帝获得权力,而此 举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故桓灵二帝时期,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党锢之祸以及桓帝时 期的封宦官为五侯的事件。桓帝认为在打击梁氏的过程中,宦官出了不少功劳,故“其封 超等五人为县侯,勋等七人为亭侯”①。虽然和帝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但像桓帝如此大 规模的封侯事件,史籍中却不常见。桓帝延熹九年,宦官党羽张成,他纵容自己的儿子杀 人,被作为司隶校尉的李膺给处死了,导致宦官与士大夫矛盾激化,故爆发了党锢之祸。 关于这次党锢之祸,在《后汉书》中记载:“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馀人受诬为党人,并坐 下狱”②。灵帝建宁二年,陈蕃与窦武合谋想要清除宦官集团,结果事情败露,第二次党 锢之祸随之爆发。对于这次党锢之祸,在《后汉书》中记载:“中常侍侯览讽有司奏前司 空虞放、……山阳太守翟超皆为钩党,下狱,死者百馀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 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桀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③。可见,党锢之祸使 全国失去了不少人才。

在灵帝时期,除了发生第二次党锢之祸外,还出现了公开卖官现象,其原因竟是为了 满足自己的私欲。关于此现象,《后汉书》中记载:“'言太后教帝使卖官受钱,天下忠笃 之士怨望'”④,“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 公千万,卿五百万”⑤。从这两则史料可知,无论买官之人是否有做官的才能,只要有钱, 就能做官。最终在灵帝的暴政下,爆发了黄巾起义。在《后汉书》中记载:“中平元年春 二月,钳鹿人张角自称'黄天',其部有三十六,皆著黄巾,同日反叛”⑥。自此开始,东 汉进入了混战时期。

桓灵二帝在位期间,昏庸无能,宠信宦官。宦官又因自身局限性,把注意力放在与士 大夫、外戚等争权上面,当自然灾害发生时,统治阶级不能针对自然灾害做出正确、及时 的应对策略。自然灾害往往导致疾疫等次生灾害发生,疾疫一旦爆发,统治阶级又不关注 下层民众的受灾情况,故不能及时对已发生的疾疫提出有效地解决方法,最终将导致疾疫 的蔓延与长时间流行。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5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8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0-331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灵帝纪》李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27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2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48页。

三、两汉社会防治疾疫的应对措施

疾疫爆发对两汉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如不及时防治,疾疫将扩大流行范围,造成 更加严重的后果。两汉统治者为维护他们的统治,两汉时期的政府也大都采取了积极措施 以应对疾疫。同时,民间为减少疾疫对他们的影响,对疾疫的发生也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 施。

(一)政府应对措施

政府是防治疾疫的主要力量,其政府防治疾疫的应对措施主要分为政治手段、经济手 段、军队防疫手段等三个方面。政治手段主要包括皇帝自责与问责、皇帝改元年号、皇帝 招贤纳士、政府派发医药、大傩驱疫、政府组织掩埋尸体、政府积极防治水旱灾害等;经 济手段主要包括政府减免租稅、政府赐衣食与丧葬钱、政府削减开支等;军队防疫手段主 要包括设置军事医疗机构、将领巡视并致药、以及特殊的饮食方式等。

  1. 政治手段

(1)皇帝反省修政

为有效防治疾疫的发生与蔓延,首先要清楚疾疫发生的原因。天人感应思想在先秦时 期就已存在,秦汉时期,此思想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面对灾疫的发生,两汉统治者大都 认为其灾疫是上天对自己统治好坏的反映,因此统治者在灾疫发生期间所做出的反省就很 有必要。

史籍中关于发生疾疫,皇帝下诏自责的记载很多,如汉文帝时,“诏曰:'……又有水 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 ①,还有汉宣帝时,“诏 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②。从以上两则史料可知,皇帝把疾疫发生 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政治过失。从今天来看,皇帝自责的治疫措施是不可取的,但在当时, 此举表明国家对灾疫的重视,对患疫病人起到了心理安慰作用,为他们战胜疾疫提供了精 神支柱。

疾疫发生之后,皇帝都要从自身找原因,更何况其他人。皇帝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就 是免除丞相与高官。如汉成帝时,“遂册免宣曰:'君为丞相,出入六年,……疾疫死者以 万数,……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③,由于疾疫的发生,薛宣被皇帝罢免丞相职 位。还有“元帝立……上于是数以朝日引见丞相、御史,入受诏,条责以职事,曰:'…… 关东流民,饥寒疾疫……'定国上书谢罪”④。疾疫发生后,皇帝开始追究丞相、御史等

  • (东汉)班固:《汉书》卷4《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8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8《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6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83《薛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393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71《于定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43页。 人的责任,于定国等人只好向皇帝上书请罪。此外还有成帝时期,因发生疾疫,翟方进引 咎自杀。王莽时期,冯茂奉命攻打益州,结果军队爆发疾疫,导致士兵大量死亡,故王莽 诛杀了冯茂。

疾疫频繁爆发,皇帝或百官等人会认为不吉,因而他们采取更改年号的方式,以求更 改国家气运,进而减少疾疫的发生。汉桓帝时,“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癸 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①。可知,京师爆发疾疫。为防治疾疫,皇帝不仅派遣大臣与 医者巡视,而且还赦免有罪之人,同时更改国家的年号为元嘉,故更改年号也是上层应对 疾疫的一个做法。

疾疫爆发后,皇帝除了问责之外,还认为疾疫的爆发与选贤道路不通有关,因此皇帝 常下诏选拔优秀的官员来防治疾疫的进一步蔓延。汉成帝时,“'……数遭水旱疾疫之 灾,……朕既无以率道,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意乃招贤选士之路都滞而不通与,……匡朕 之不逮②。皇帝认为疾疫的发生除了自身原因之外,还与身边没有贤能的官员有关。虽 然选拔贤能官员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防治疾疫,但是贤明的官员能带领百姓积极抗疫,进 而减少疾疫的蔓延与扩散。

(2)    政府派发医药

疾疫一旦爆发,为尽快控制疾疫的蔓延,政府向疫区发放医药的措施便必不可少。史 籍中有大量关于政府为防治疾疫而发放医药的记载,如汉桓帝时,“京师疾疫,使光禄大 夫将医药案行”③,汉灵帝时,“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④,还有汉安帝时,“会稽大 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疫”⑤。从以上三则史料可知,为防治疾疫,政府向疫区派 遣医官以及发放药物。在《汉书•平帝纪》中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⑥,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有隔离区的开始。由于两汉医疗水平有限,隔离是防治疾疫的最 好措施。在隔离区医治患疫人群,不仅能防止疾疫的进一步蔓延,还能集中观察病情,为 病人提供更好的医治方法。尽管两汉时期的医学水平不高,对疾疫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但 政府向疫区派遣医官与发放药物这一行为,对疫区的病情不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 还能从精神上鼓舞灾区民众战胜疾疫。

(3)    政府组织的驱疫仪式

两汉时期,鬼神信仰盛行。政府为防治疾疫的爆发与蔓延,每年都组织大傩驱疫活动。 在《后汉书》中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⑦。大傩驱疫虽固定在腊月初七,并 不是每次疾疫都会举行,但此举表明统治者想要预防疾疫的心愿。大傩驱疫作为国家的一 项固定活动,表明统治者意识到了疾疫的危害,进而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加深医者对疾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6-297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10《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7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6-297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灵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2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5《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0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五《大傩》,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7页。 疫的深层认识,以便政府能更好地防治疾疫。政府举办驱疫活动,对灾区民众战胜疾疫起 到了精神鼓励。虽然精神作用在防治疾疫的过程中起不到决定作用,但精神鼓励能缓解病 人焦虑的心情,进而达到不错的治疗效果。另外,政府举行的祈祷活动还可稳定民心。在 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例子,部分患癌病人最后能抗癌成功,采访其治疗经验,他们大 多是保持乐观的心情。可见,在治病过程中,精神治疗法也有一定效果。

(4)    政府组织掩埋尸体

自然灾害与军事战争都会导致大量人口伤亡,如不掩埋尸体或“愴骼掩埋不厚,遂使 大陵间积尸之气随天地之升降漂泊远近。人在气交之中,无可逃避,感之而病而死”①。 尸体没有掩埋或掩埋过浅,便会释放大量毒气,经空气传播,使人致疫。为切断疾疫爆发 源,政府组织了掩埋尸体的活动。《后汉书》中记载:“六月,洛水溢,坏鸿德苑。南阳大 水。……又诏被水死流失尸骸者,令郡县钩求收葬”②。从史可知,因水灾而死亡的民众, 国家令郡县掩埋尸体,其目的是防治疾疫的爆发。由于两汉盛行鬼神信仰,民众认为孤魂 野鬼也可致疫,为预防疾疫爆发,政府也会组织埋尸。《后汉书》载:“植上封事谏曰:'以 御病者,宋后家属,并以无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病之来,皆由于此。宜敕收拾,安 游魂③。由史料可知,为预防疾疫发生,卢植主张政府为宋皇后死去的家属埋尸,其目 的是为了安魂,不让它们鬼祟作乱。

(5)    政府积极防治水患等灾害

水旱灾害最易引发疾疫,为了防治疾疫的爆发,两汉政府积极兴修水利。黄土高原遭 到人为破坏,导致水土流失,黄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故易造成黄河决口。黄河中下游是 两汉时期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水旱灾害的高发区,因此整治黄河尤为 重要。黄河决口导致周围地区发生水灾,其水灾威力巨大,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人口伤亡。 水灾之下尸体很难及时打捞掩埋,在炎热的夏秋两季,疾疫爆发的几率也将增高。

两汉时期,发生多次黄河决口事件。如“孝文时河决酸枣,……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④。武帝时期,黄河决口,他“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⑤,最终决口被堵住。 由史可知,黄河决口,文帝与武帝都采取积极的治理政策,没有使水患任其发展,故水患 减少。东汉时期,明帝令王景等人整修黄河,他领导几十万军队与农民修渠筑堤,耗时一 年多,水患最终解决。在以后800年,黄河一直沿用王景时期的河道,基本没有发生大的 水患。黄河水患减少,其水灾发生频率也降低,故因水灾而引起疾疫的几率也将减少。

  1. 经济手段

疾疫发生后,为防治疾疫的进一步蔓延与灾后重建,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救灾措施就显 得尤为重要。政府减免租税,不仅能缓解疫区的食物短缺问题,还为灾后重建提供了粮食

  • (清)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北京:科技卫生出版社,1959年,第29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桓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01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64《卢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M7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29《沟油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8页。
  •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9《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13页。 保证;政府赐衣食与丧葬钱,能有效防治疾疫的进一步蔓延;政府削减开支,能集中更多 的财力投入到疫区建设中,为灾后恢复提供了物质保障。

(1)    政府减免租稅

疾疫爆发往往伴随着自然灾害,而自然灾害对农业造成巨大破坏。疾疫导致人口大量 伤亡,故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被破坏,而劳动力又骤降,为恢复疫区正常的农业生产, 政府常采取减免租税的措施。史籍中关于疾疫而减免租税的记载很多,如汉宣帝时,“诏 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①,汉安 帝时,“会稽大疫,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疫,赐棺木,除田租、口赋”②。顺帝时期, 疫区民众的田租减半,农业破坏严重的民户,直接不收田租。三国时期,政府直接免除荆 州疫区的租税等等。

(2)    政府赐衣食与丧葬钱

疾疫对社会的影响巨大,其中包括人口大量死亡、粮食极度短缺等。人口死亡如不及 时掩埋,若在炎热天气,很容易扩大疾疫的流行范围。粮食短缺会形成饥荒,而饥荒长时 间得不到缓解,人体抵抗力便会下降,进而引发饥疫。因此,政府采取赐丧葬钱、衣食的 措施,对缓解疫情起到一定作用。关于政府赐衣食与丧葬钱的记载,汉平帝时,“民疾疫 者,……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③。在《后汉书》 中有:“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尚开仓稟给,营救疾者,百姓蒙其济”④。

(3)    政府削减开支

疾疫一旦爆发,政府要想防治疾疫的进一步蔓延、以及疫区的恢复与重建等,都需要 强大的经济支持。疫区赋税减收,导致国家财产减少,在政府没有其他方式以增加国家财 产的基础上,政府削减开支就显得尤为重要。汉元帝时,“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损膳, 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⑤。还有汉平帝时,"关东连遭灾害,饥寒疾疫,……其 令太官毋曰杀,所具各减半⑥。由史可知,疾疫爆发后,政府开始削减官员衣食住行的 费用。官员用度的缩减,减少了国家财政的支出,从而能更好地将钱财用于防治疾疫以及 灾后重建。

  1. 军队防疫手段

秦虽然建立过统一帝国,但时间很短。因此西汉初年,为巩固王朝政权,有不少的对 外战争。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实行新政,此举不仅激起了王莽新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 盾,而且还引起了绿林赤眉起义。东汉初年,为维护国家统一,故也有一些军事战争。东 汉末年,军阀争权也导致大量战争。由于两汉时期战争频繁,而战争一般又都是远离故土,

  • (东汉)班固:《汉书》卷8《宣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6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5《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0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8《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84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9《元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9《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5页。

故所携带的药物以及军医有限,为此军队关于防治疾疫有其独特的方式。

  • 将领巡视并致药

由于军营人口密度大,医疗、卫生等条件有限,将士身体长期处于疲乏状态,加之粮 草补给不足等因素,因此军营爆发疾疫的几率很高。疾疫具有高流行性的特点,为防治疾 疫蔓延,军队将领常巡视并致药。巡视看似对疾疫防治没有作用,反而可能会因巡视病人 而染疫。其实不然,将领巡视能在精神上鼓舞士兵,进而增强士兵战胜疾疫的信念。精神 上乐观,同时药物能及时并正确的使用,故而对疾疫防治起到了正面影响。关于将领巡视 并致药的防治措施,在《后汉书》中记载:“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 病徒,为致医药,经常館粥,多蒙济活”①,还有“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 意独身自隐亲,经给医药,所部多蒙全济”②。从以上可知,军队实行的防疫措施,使不 少士兵摆脱了疾疫,可见此种措施对防治疾疫有一定积极作用。

  • 特殊的饮食方式

军事作战一般需要长途跋涉,因此部队所携带的东西很有限,比如药物。军队的远距 离作战,易造成对当地环境的不适应,进而引发疾疫。军队为防治疾疫,在药物不充足的 情况下,只能从饮食上改变。

《后汉书》中记载:“初,援在交趾,常饵慧及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③。从 史料可知,马援为防治瘴疫,让士兵常吃慧改。慧及从中医上讲,它具有健脾祛湿的作用, 故士兵吃慧及能缓解体内的湿气,进而减少瘴疫发生的几率。虽然慧及对缓解瘴疫有作用, 但马援在率军回京的过程中,途经瘴区,士兵大多感染瘴疫,死伤惨重,其中马援也在这 次瘴疫中去世。可见,慧及对防治瘴疫的作用是有局限的。

西汉为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便实行屯田政策。西北的纬度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 导致西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士兵为了御寒,他们往往“苇冬寒愿调衣进酒”④。冬天穿厚 衣服很正常,可为何要饮酒呢?《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多次提到饮酒,如“出酒一石四 □ □□"⑤等。由此可知,饮酒不仅仅是一种生活习惯,其更大的作用在于预防风寒。因 此,西北士兵饮酒能更大程度地防治风寒,也即是伤寒病。

  • 设置医疗机构

由于军队驻地的人口密集,因此疾疫在军队的爆发率不仅很高,而且传播速度也快。 为有效防治疾疫,在部队建临时野战病院显得很有必要。建临时野战病院,一方面能集中 治疗,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将病人隔离起来,以免造成新的疾疫流行。《中国医史年表》中 记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一一野战病院记录之始”⑥。郭霭春先生 认为庵庐就是野战医院,并且是野战医院记录的开始。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5《曹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5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42《钟离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06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6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53页。
  • 谢桂华,李均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44页。
  • 郭霭春编:《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二)民间应对措施

虽然政府是防治疾疫的主要力量,但是民间力量对疾疫的防治也起到了补充辅助作用, 民间力量关于疾疫防治也作出了不小贡献。民间应对疾疫的措施有宗族救济,医者救济, 方士、道士、僧侣救济,以及普通百姓的自我救治等。

《尔雅•释亲》云:“父之党为宗族”①。可见,宗族不包含由婚姻关系而衍生的母族 以及妻族。汉代史籍中常有“九族” 一词,此词即可指代宗族,同时又包含了宗族范围。

《白虎通德论》记载:“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 之族”②。由史料可知,宗族是后人尊敬的祖先,宗族具有互相帮助,共济困难的职责。

由于史籍记载偏向于官方,故民间宗族事迹的记载就较少,而关于两汉宗族防治疾疫 的记载就寥寥数语。虽然古籍关于应对疾疫的记载仅有几例,但并不能否认宗族对疾疫防 治没有起到作用。在《后汉书》中记载:“逆知岁荒,乃聚谷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 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③。从史料可知,在收成不好的荒年,宗族能集中力量去帮 助粮食短缺的族内人员。染疫而亡的宗族人士,宗族人员也会替他们收尸并埋葬。上述举 措,能避免宗族人员因饥荒而引发饥疫,也能避免尸体腐化而导致疾疫蔓延。

东汉中后期,气温较低,故多发风寒。张仲景在其书的序言中谈到:“余宗族素多, 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④。张仲景 所在的宗族因为伤寒,死伤惨重。张仲景遂因此关注、研究伤寒病,并且成书。书中对伤 寒病的解释与认识都很深刻,不仅为他所在的宗族提供了防治伤寒的药方,而且还为后人 防治以及研究伤寒病提供了借鉴。

古籍对两汉医者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其中记载相对详细的医家有三位,分别是淳于意、 张仲景与华佗。关于医家治疫,由于史料限制,本文多从个案进行研究。疾疫具有普遍性 的特点,个案研究虽不能全面反映疾疫爆发的情况,但却能反映出当时医家在应对此类疾 疫时的应对措施,故此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医家,《史记》有其传记,他“传皇帝、扁鹊之派书,五色诊病, 知人死生”⑤。他不仅能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对传染病的治疗也有很深的研究。古籍对淳 于意治疗疾疫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在这里笔者也只能简单论述。淳于意在进宫与出席宴会 时发现,齐丞相身边的舍人奴与济北王身边的侍女都有面黄且是死青色的症状,询问他们, 当时均没有任何症状,结果来年春天的时候,他们都出血而死。关于上述症状,淳于意认 为他们患上了重症肝炎,并且是死症。淳于意虽不能治疗此种疾病,但他对此病已有初步 认识,为后人治疗此种传染病提供了经验。淳于意除了对重症肝炎有研究之外,他还擅长

  • 徐朝华注:《尔雅今注》,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 (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8《宗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20页。
  • (东汉)张仲景著,杨鹏举等注释:《伤寒论》,《伤寒卒病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5《仓公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794页。

治疗寄生虫病。淳于意在为循看病之前,其他医者都无计可施,而“意诊之,曰'涌疝病 ①,并且开了三服药,吃完便好了。“涌疝病”,从今天的医学来讲,是尿路血吸虫病。若 在今天,淳于意对血吸虫病的研究也是值得称赞。

张仲景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医家,《伤寒杂病论》是他最为重要的贡献。成书原因, 主要是他所在的宗族,因伤寒死大半,而当时的医者大多追逐名利,故下定决心钻研伤寒 等疾疫。《伤寒杂病论》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为《伤寒论》、二为《杂病论》。由于东汉后 期战乱,原著流失。经后人王叔和等人的努力,《伤寒杂病论》分成两本书,一是《伤寒 论》、二是《金匮要略》。《伤寒论》一书系统论述了伤寒病的起因,治疗方法,并将常山 作为治疗伤寒的重要药物。《金匮要略》除了记载伤寒病之外,还重点记载了疟疾、霍乱 等疾疫,并且提出治疗疟疾的详细方法,以及霍乱发生的原因。此书还包含科学防疫的思 想,如“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②,还有“六畜自死,皆疫病,则有 毒,不可食之”③。由材料可知,水果落地被虫子、蚂蚁叮咬过后,不能再食用;猪、羊、 牛等因疫而亡,其肉有毒,也不能食用。这种防疫思想,在今天也很实用,而张仲景当时 能有如此见地,已属不易。

华佗是建安末年的医家,并且极富盛名。华佗擅长治疗寄生虫病,并且有自己独到的 见解。陈登生病,请华佗为其诊治,华佗说: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 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倾,吐出三升许虫④,这些虫是红色的, 并且虫身边布满生的鱼肉。虫出来后,陈登的痛苦便消失了,华佗说三年之后,此病会复 发,如遇不到高明医者,则必死无疑。三年后,陈登果然病发身亡。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在这里就不逐一列举了。华佗在预防疾疫,增强身体抵抗力方面也作出了贡献。“吾 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以当导 引”⑤。可见,此种运动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益处。

两汉时期是疾疫流行的高发期,其中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疾疫爆发的第一个高潮 期。人们认为鬼神能致疫,故疾疫爆发,两汉民众大多弃医求巫。面对灾疫,方士与道僧 都提出了他们的治疫措施。《后汉书》中记载,徐登与赵炳在“时遭兵乱,疾疫大起”⑥时, 他们“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⑦。徐登与赵炳都是东汉末年的方士,他们利用自己所 学,为患疫的百姓治病。道僧的疗疫手段与方士相似,他们都是采用符水与祝祷的手段为 患疫民众治病,但他们的治疫手段也有区别。道士张鲁“以鬼道教民……皆教以诚信不欺 诈,有病自首其过,……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神辄病之” ⑧。可知,道士除了采用符咒的治疫方式外,还注重人的内在修为,以及为灾区提供免费

  •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5《仓公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799页。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1页。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29《华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01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2下《华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39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2下《徐登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41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2下《徐登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41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8《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 食物,进而减少疾疫的爆发与蔓延等。僧侣窄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 衣以锦采,……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 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①。僧侣除了符祝的救济手段,还通过诵读佛经的方式,从中找 到摆脫苦难的方法,给予疫区民众极大地鼓励。在浴佛期间,僧侣常将饭菜置于路边,供 信佛之人食用,此举能暂时缓解灾区的饥荒与疫情。疾疫具有高传染性等特点,而方士与 道僧不顾个人安危,为患疫民众提供医药、食物等支持,尽管治疫效果有限,但此举值得 冃疋。

疾疫一旦爆发,影响最大的便是普通民众。在面对疾疫时,他们也有自己的防治措施。 第一,由于两汉医疗水平有限,医者面对疾疫也无可奈何,而两汉又信仰鬼神致病说,故 民众往往弃医求巫。关于民众弃医求巫的记载,曹植在文章中写道:“此乃阴阳失位,寒 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②。可见,民众在面对疾疫时,使用符 咒治疫是常态。下文也重点论述了民众使用驱傩或解除的手段去驱除疾疫,以及在节日里 增加驱疫的内容。第二,疾疫对两汉社会影响深远,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导致人口流亡。 疫区民众为避免疾疫传染,他们往往逃离此地,流窜其他地区,进而演变为流民或盗贼。 他们因生存而逃离故土,但有可能将疾疫带到迁徙地,进而导致该地爆发疾疫。在逃离过 程中,为解决温饱而随处偷盗,此举又增加了社会不安。关于这一内容,下文也将重点探 讨。

上述两个方面是民众应对疾疫的做法,而以下几方面是民众预防疾疫的措施。其一, 为预防疾疫的侵袭,两汉民众很注重洗浴。勤沐浴,能减少身体细菌以及寄生虫的滋生。 勤漱口,能保证口腔卫生,进而减少细菌进入身体的机会。王充认为“沐者,去首垢也。 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③。张衡认为“漱飞泉之沥液兮”④。可 见,洗浴能减少污垢以及细菌,进而达到预防疾疫的目的。其二,俗话说,病从口入。不 仅要保证口腔健康,还要保障饮食卫生,如此才能更好地预防疾疫。关于饮食卫生,王充 认为“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⑤。可见,两汉民众已意识到饮食卫 生的重要性。张仲景也在其医学著作中提到,果实落地被叮咬,不能食用。家畜等因疫而 亡,其肉有毒,也不能食用。两汉民众为有效地预防疾疫,对医家的建议也大多遵从。其 三,远离疾疫传播源。垃圾是疾疫的传播源之一,为预防疾疫,两汉民众会将垃圾固定堆 放,以便远离居住区。考古发现新丰遗址“有多处直径5 J0米,深3-5米的大脏土坑,…… 为倾倒垃圾的地区”⑥。可见,两汉民众有一定的卫生意识。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49《刘繇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M85页。
  • (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 (东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78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59《张衡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19-1920页。
  • (东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23页。
  • 林泊:《陕西临潼汉新丰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10期,第906页。

四、疾疫对两汉社会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疾疫爆发,对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对政治、文 化、人口、经济、医学的影响最大,特别是人口。疾疫爆发导致战争结果改变,阻碍了农 业、商业等发展,还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以及人口死伤等。疾疫对两汉文化及医学也 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疾疫对两汉战争的影响

疾疫流行会直接影响战争进程,进而影响战争结局。通过梳理史料,笔者将重点探讨 疾疫对西汉初年、王莽时期、东汉末年等战争的影响。

西汉虽是统一王朝,由于南方开发尚晚,故此地以土著居民为主。南方的主要民族有 南越、东越、骆越等,其中南越在秦汉时期的势力最强。秦王政时期,设置了桂林、南海、 象郡。秦末,赵佗成为南海郡尉,其后便自封南越王。西汉建立后,赵佗表示臣服,刘邦 仍不变其封号。吕后当政时期,对南越开始了经济封锁,如“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①。 吕后这一做法,惹火了赵佗,“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武帝,发兵攻长沙边”②。对于赵佗的 行为,吕后先撤去其封号,随后便“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③,结果因该地“暑湿,士卒 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④。吕后想要发兵制裁赵佗,但由于士兵水 土不服,引发了疾疫,导致军队不能抵达南越,故此次军事行动随着吕后去世而作罢。

西汉攻打南越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而南越却“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称 制,与中国侔”⑤。之所以出现此种局面,关键在于疾疫爆发,并不是西汉与南越的军事 实力,相反西汉的军事力量要远远强于南越。吕后时期,北方士兵由于适应不了南方的湿 热气候,故军队爆发疾疫,进而导致战争还未开始就已失败。文帝即位后,考虑到疾疫对 战争的影响,对南越的态度便由战争转变为安抚。虽然赵佗愿意去帝号,以及称臣纳贡, 但他在南越仍很猖狂。很显然,赵佗的猖狂与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湿热天气,易感染疾疫 有关。

王莽当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的新政,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把汉朝封的王都改为 侯、高句丽改为下句丽等。《汉书》中记载:“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钩町王以为侯”⑥, 其结果“王邯怨恨,……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⑦。面对这一情况,“莽 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 七,巴蜀骚动。莽征茂还,诛之”①。由史料可知,王莽派遣军队去益州,不仅没有平息 叛乱,反而还引发了疾疫,进而导致巴蜀的骚乱。王莽杀掉冯茂之后,又派遣廉丹去攻打 巴蜀等地,由于粮食短缺,军队爆发了饥疫,不少士兵因疫而亡。如此一来,该地又恢复 了旧制,仍以王自称。这两次战争的失败,并不是王莽军队的战斗力不行,而是疾疫的爆 发,导致莽军大幅度减少。战争的失败,标志着王莽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败。

疾疫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中对人口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灾害的发生,一般也 伴随着疾疫的爆发。灾害往往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如这些尸体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病 菌和毒气就会大量滋生,进而导致疾疫的爆发。疾疫爆发后,若政府不及时救济,便会导 致人口的大量死亡,而疫区的人口迁徙也将形成更大规模的疾疫流行,进而导致更多的人 口死亡。如疾疫一直得不到控制,因疫而亡的人数也将持续增加。在疫区人口迁徙的过程
(二)疾疫对两汉人口的影响

西汉初年,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士兵因水土不服而患疫,因而导致对南越的军事行 动不战而败。王莽时期,疾疫频发,导致农民起义的声势逐渐增大,最终王莽政权在起义 中倒台。东汉末年是疾疫频发期,其结果也将对当时的战争有一定影响。从以上三个事例 可知,疾疫对战争结果有一定影响。

东汉末年,群雄混战。赤壁一役,曹操兵败,基本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关于赤壁 之战,曹操为何兵败,不同学者对其兵败原因的认识也不同。有关赤壁之战,《三国志》 中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③。对于史料中 的“大疫”种类,学者们有不同见解,“大致有急性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和鼠疫四 种说法”④。李友松认为:“赤壁之战战场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曹操兵马被感染、 潜伏、发病时间是相符的”⑤,故疾疫是曹军兵败的主因。而孙红昴在其文中认为:赤壁 之战,曹操兵败于火攻,疾疫是在战后发生的,并举例论证此观点。该文还指出,李友松 在其文中没有具体指出血吸虫病的位置,只说大致在长江中游,故欠缺一定的研究意义⑥。 总之,不管疾疫为兵败的主因还是疾疫在兵败之后爆发,其结果都导致曹军将士丧失众多, 从而影响赤壁之战的结果,以及影响曹操后继南征的结果。
西汉末年,自然灾害频发,南方爆发饥荒,故而引起了绿林农民起义。王莽派军攻打 绿林军时,双方军队均爆发了疾疫,于是“乃各分散引去”②。由于疾疫的爆发,莽军人 数减少,而莽军此战没有消灭绿林军,给了绿林军喘息发展的机会。在随后的昆阳之战中, 绿林军给予莽军以致命打击,导致新朝灭亡。总之,疾疫的爆发,加速了王莽政权的瓦解。

  • (东汉)班固:《汉书》卷95《西南夷南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46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口《刘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68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1《武帝操》,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页。
  • 邓铁涛主编:《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 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1年第2期,第239页。
  • 孙红黒:《研究医学史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一一对<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关系之探讨〉的商榷》,《新医学杂志》 1981年第口期,第608-610页。

中,会有部分流民与盗贼的出现,此现象对社会秩序也将造成一定的破坏。

疾疫具有高传染性、高流行性的特点。在汉代医疗水平与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疾疫 一般得不到及时与正确的医治,再有两汉社会防治措施的不当,也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 古籍文献中有大量关于两汉疾疫导致人口死亡的记载,故笔者作一个表,用以说明两汉疾 疫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情况。由于下表是说明人口死亡情况,而不是说明两汉疾疫次数,故 表6的使用材料便不再局限于前四史。同时下表的一部分内容也超出了笔者所统计的表1 两汉疫情简表的内容,因表1两汉疫情简表只统计有明确记载的疫情。有关两汉疾疫的史 籍,笔者只统计有疫情死亡说明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表6虽不能完全反映两汉疾疫所 造成的人口死亡情况,但表6能基本反映两汉疾疫所造成的人口死亡情况,故还是有一定 意义的。

表6:两汉疾疫死亡情况表

虽然疾疫所造成的死亡数量不好估算,但从上表也可以大致看出疾疫的死亡情况。无 论是民众、军队,疾疫都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民众的死亡数量,史籍中多用万、极众、 多等词表示,从这些程度副词可知,疫区民众的死亡率很高。史籍记载军队的死亡数量一 般用“死者十四五”等词,故军队因疫而亡的比例很容易估算。军队的死亡率大多是“死 者大半”、“死者什七”等,因此军队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其死亡人数大约占其军队人数 的一半。关于军民死亡率的估计,余新忠认为:“若以所谓的'十之四五'之类说法来估 算死亡人口,显然不无以今天认识或自己的观念来曲解前人记载之嫌,若不这样做,则又 往往无法得出比较确切的估算”①。总之,不管疾疫的死亡率如何,其疾疫都会造成一定 的人口死亡。

在表6中,有两条关于疾疫导致全国人口大量死亡的记载。“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 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②。由于战争导致饥疫爆发, 最终天下户口减少一半,同时天下人口也会大量减少。“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 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歹壹,或覆族而丧”③。由于疾疫的流行,导致家 家都有因疫而亡之人。建安七子中就有四子在这次疾疫中丧生,上层社会尚且如此,更何 况普通百姓。从这两条资料可知,这两次疾疫对人的生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最终天下人 口,尤其是男性,都因疾疫而大幅度的减少。疾疫除了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还导致了人 口的大量流动。

在疾疫爆发期,疫区粮价必定增长。疾疫爆发,为防止被感染,疫区民众最初是紧闭 家门。家中存粮短缺,而贫民又没有能力购买食物,他们只能迁移别处。汉代一直有避疾 的习惯,故民众为防止被传染以及找寻食物,他们往往会迁徙到相对安定的郡县。在他们 迁徙过程中,有些人能在他方定居,但大部分人变成了流民,如没有政府的救济,为了生 存,他们被迫打家劫舍,最终演变为盗贼,成为扰乱社会和平的不安分子。关于因疾疫而 导致的人口流动,《后汉书》中记载「疾疫之所及,以万万计。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 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④。还有“疾疫夭命,盗贼群辈,……攻犯京师,燔 烧县邑”⑤等。由史可知,疾疫爆发,疫区民众为了生存,流亡他处,并且在京师作乱, 火烧县邑,最终人口大幅下降。

(三)疾疫对两汉经济的影响

疾疫爆发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进而也相当程度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疾疫 对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国家财政,农、畜牧业,以及商业。其中, 疾疫对农、畜牧业的影响最大。

疾疫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死亡,从而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汉书》中记载:“民有七 死……时气疾疫,七死也”⑥。由上可知,疾疫是当时人死亡的七种原因之一。从表6两 汉疾疫死亡情况表中也能看出,疾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汉朝的税收主要靠田赋与人 头税。人口大量死亡,必然影响人头税的征收。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部分田地荒废,其田 赋征收也自然受影响。田赋与人头税的减少,也导致国家税收减少,而国家税收又是国家

  • 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62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24《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M85页。
  • (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13《隗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17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29《申屠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UH3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72《鲍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88页。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故人口死亡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

国家为防治疾疫蔓延以及灾后重建,往往会减免疫区的赋税、赐丧葬钱等。“民疾疫 者,……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①。“会稽大疫, 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疫,赐棺木,除田租、口赋”②。还有根据疫情情况来确定租税 如何减免等等。疫区人口减少,本来就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国家为了疫区的灾后重建, 只能免收或少收疫区的赋税。如此一来,国家的税收就会减少,其财政收入也会减少。为 了防治疾疫的蔓延,国家还赐疫区丧葬钱及棺木,其结果必然导致国家财政支出增多。

疾疫最直接的影响便是造成劳动力的减少,而中原与南方以农业为主,北方匈奴以畜 牧业为主,其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影响农、畜牧业的发展。两汉时期,牛也是农业生产的重 要劳动力。从表1两汉疫情简表可知,两汉时期的50次疾疫中,有4次是牛疫。从表6 两汉疾疫死亡情况表可知,疾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汉代农业社会的劳动力主要是人力与 牛,故因疾疫而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以及牛的死亡,必然对农业生产以及农业经济产生不 小影响。疾疫对畜牧业也造成巨大影响,“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 畜饥疫,死耗太半”③。由史料可知,旱蝗导致数千里没有草木,人畜大多感染疾疫,其 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二。人口与牲畜的大量死亡,再加上没有足够的草料,其畜牧业的发展 必然受阻。

疾疫不仅对国家财产,农业、畜牧业产生影响,对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后汉书》中记载「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④。还有“迁文安令,遇时疾 疫,谷贵人饥”⑤。由于疾疫爆发,患疫民众首先会去看病,故他们的钱最初用于医药, 而不是购买粮食。疫区粮食有限,粮商也大多不去此地,而疾疫与自然灾害常相伴而生, 灾害导致农田粮食欠收,患疫民众也大多丧失劳动力,进而导致谷价上涨。致使人们的购 买力下降,不利于刺激消费。同时,谷价上升也会造成商品经济的混乱,不利于商业朝着 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疾疫对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四)疾疫对两汉文化的影响

疾疫对两汉社会的影响深远,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俗、宗教、文学书写等 三方面。疾疫对民俗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对民间信仰与传统节日的影响;疾疫对宗教文化 的影响主要包括对道教与佛教的影响;而疾疫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主要包括书写内容与作品 的感情基调。

  1. 疾疫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1)疾疫对鬼神信仰的影响

  • (东汉)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5《安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30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42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38《张法滕冯度杨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84页。 由于汉朝的医疗水平有限,人一旦患病,被完全治好的几率很低,而疾疫的高死亡率 与高传染率,导致人只要患疫,死亡的几率便很高。可见,疾疫是所有民众最为害怕的病 种,故汉朝民众“对疾病死亡的忧惧产生鬼神观念,进而导致信仰与崇拜。为了治愈疾病, 摆脱死亡的威胁,人们一方面使用巫术驱除致病之鬼,另一方面向自己创造出来的能主宰 人类生命的神灵,……希望神灵能保佑自己健康、长寿”①。

两汉民众防病驱疫的观念很强,他们常把使人患病的不清楚病因当成鬼祟,然后通过 驱除鬼祟,进而达到治疗疾疫。两汉的驱疫活动,政府一般称为大傩,民间既可称傩,也 可称解除,一般在腊月初七举行。无论是大傩还是解除,巫觐始终都是主角。

“驱傩逐疫是汉代经常举行的巫术活动,属于驱赶巫术,目的是为了把危害人们生活 的疫鬼赶走”②。汉代的驱傩场面比先秦时期的更加壮大,在《后汉书》中有具体的过程 描写。“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 十人为僱子。……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设桃梗、郁垒、 苇菱毕,执事陛者罢”③。由史可知,在腊月初七,举行大傩仪式,此活动的目的是为了 驱除疾疫,故称大傩逐疫。大傩逐疫的过程是:首先选120个不超过十二岁,不低于十岁 的官家子弟为僱子。古人认为童子是纯阳之体,故可以辟鬼邪,在逐疫的过程中,这120 名童子会使用器械打鬼,所以称他们为僱子。方相氏是逐疫过程中的灵魂角色,他蒙熊皮, 穿红衣,手持戈,盾,熊皮在汉代具有驱邪的功能,戈和盾可以在逐疫的过程中将鬼邪打 跑。总之,驱傩逐疫的过程可以看作一场军事行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赶走鬼祟,使人免 受疾疫的困扰。此活动的过程比较复杂,在这里就不细细叙述了。驱傩逐疫是两汉重要的 一项祀典,在国家困难时,这项活动也只是减少财政投入,并没有取消。《后汉书》中记 载,邓太后当年因自然灾害频发,军事战争不断而“减逐疫僱子之半,悉罢象橐驼之属” ④。而等到丰年,便又恢复了以往场面。

“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 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 世相仿效,故有解 除”⑤。从史料可知,解除并不是从汉朝才开始,而是在汉以前就存在。解除过程往往是 先礼后兵,“解除时先由巫祝祈祷祭祀,唱祝词。……祭祀完毕再以刃杖进行驱赶,通过 软硬结合以除祸殃”⑥。解除根据具有的情况,会有不同的解法,其中针对疾疫的解法是 “解宅”。解宅的目的是为了驱除家里的恶鬼,进而使人减少疾疫的折磨。解除时间较短, 往往一顿饭的时间就完成了。虽然民间的解除或傩的场面没有政府举行的壮观,但其目的 相同,都是为了驱除疫鬼,使人免受疾疫的困扰。

汉代的壁画中也有很多反映驱傩逐疫的。陈迪在其文中谈到:“南阳汉画像石所刻大

  •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礼仪志五《大傩》,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7-3128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10《和熹邓皇后》,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24页。
  • (东汉)汉王充著,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论衡校注》卷25《解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01-502 页。
  •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傩逐疫的场面中,有身蒙熊皮的方相氏率十二神相斗的傩舞,也有执钺的方相氏率十二神 相斗的傩舞”①。可见,驱傩逐疫活动在汉代是很普便的。汉朝民众为了治疗疾疫,除了 驱鬼的方式,还有信神的方法。关于神灵治疫的例子,在此笔者将不一一叙述,只列举其 中几个影响较大的神,分别是司命神、门神、四灵神。

两汉时期,司命不仅被官方纳入祀典,而且在民间的地位也很高。司命在神仙当中只 是一个小官,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信奉呢?这在于司命有“生死寿命”②的职责。门神具 有“阻挡厉鬼疫灾进入室(城)内、护卫人身安全的功能”③。门神的具体形象很多,有 先秦延续到汉朝的二神人神荼、郁垒作为门神崇拜,因二人善于捉鬼。还有历史上功绩卓 越的将军等为门神崇拜,因他们能保护城门。在汉朝,后者崇拜较少,前者崇拜较多。门 神在祭祀仪式上,政府的比较复杂,民间的相对简单。政府在祭祀过程中,不仅分祭祀的 方位,还分用哪几种肉,而民间祭祀多用鸡与狗血。虽然汉代祭祀门神有多种方式,但其 目的都是为了辟除不详。“四灵在汉代往往被人们画在门户上,用以驱邪避鬼”④。四灵神 分别是白虎、青龙、朱雀、玄武。它们在汉代的信仰中,都具有驱除鬼祟,守卫门户的职 能。其中朱雀与玄武还被人们当做是吉祥长寿的象征,因朱雀是凤凰,玄武是龟。

疾疫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故人一旦患病,便会向司命神祈祷,希望自己或家人能摆 脱疾疫的困扰,能够健康长寿。人们为了防治疾疫,便祭祀善于捉鬼与功绩卓越的门神。 信奉四灵的目的也是人们为了防治疾疫的发生,希望健康长寿。在今天看来,发生疾疫不 去医治,反而相信驱鬼、祭神能摆脱疾疫的想法是荒诞的。而在医疗不发达的汉朝,驱鬼 祭神能在心理上得到安慰,进而增强他们战胜疾疫的信心。可见,驱鬼祭神在两汉防治疾 疫的过程中,起到了精神鼓励作用。

(2)疾疫对传统节日的影响

疾疫爆发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对传统节日的影响。疾疫对传统节日的 影响主要在于节日内容。在两汉的传统节日中,与防治疾疫有关的节日是上巳节、端午节、 寒食节等。

两汉人民为了表达防治疾疫的愿望,他们在三月三举行上巳节。上巳节“是通过洗浴 驱除疾病的节日”⑤,而洗浴这种方式也是正确预防疾疫的一种方法。史籍对上巳节的记 载有:“三月上巳,于漆消两水之上,执兰招魂续魄,拂除不祥”⑥。还有“是月上巳,官 民皆絮于东流水上,曰洗濯拔除去宿垢疚为大絮”⑦。从史料可知,官民通过洗浴将不干 净或不详的东西洗掉,进而防治疾疫。

“在汉代民间信仰中,五月是百毒并生的恶月,五月五日更是恶中之恶”⑧,故端午节

  • 陈迪:《从南阳汉画像看汉代的傩文化》,《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第79页。
  • 马新:《论两汉时代的乡村神祇崇拜》,《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67页。
  •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页。
  •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31-632页。
  •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志第四《拔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M0页。
  •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6页。 正是“防病和祀迎神灵的日子”①。两汉人民为了防治疾疫的侵袭,他们在“五月五日以 五彩丝系臂者,避兵及鬼,令人不病瘟”②,“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③。他 们使用五彩丝系在手臂上以及在门户上印五种颜色,都是为了防治鬼祟上身以及鬼邪进 门,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防治疾疫。

汉代中原一带流行寒食习俗,寒食节是在冬季,并且持续时间高达一个月甚至更久。 冬季本来就是伤寒病的高发期,再加上食寒食,其结果便会加大爆发伤寒病以及肠胃疾病 的几率。为减少疾疫发生,“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民命, 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④。由史料可知,周举 为了防治疾疫,实行了禁止食寒食的措施。此举毕竟是政府强硬实行,并非民众自愿,因 此禁食寒食收效甚微。东汉末,食寒食的地域以及时间都有所扩大与延伸,于是曹操大力 革除陋习,虽没有彻底禁止食寒食,但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后世继续实行曹操的政策, 尽管没有废除寒食,但寒食时间已缩减到三天。《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 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饬、大麦粥”⑤。可见,疾疫对传统节日起到了 影响作用。

上巳节是在三月三,处于春夏之交,而端午节是在五月五,正是酷夏时期。很明显, 这两个节日都处在疾疫的高发期,故两汉人民在节日里增加了驱邪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 防疫。寒食节是在冬天,易爆发伤寒,为防治疾疫,政府也对寒食节进行了改进。由此可 知,疾疫对节日的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疾疫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疾疫爆发的影响波及整个两汉社会,其中对宗教的影响也不小。东汉中期以前,中国 本土并不存在成形的道教。而在东汉后期,由于疾疫肆虐以及其它原因,道教在中国本土 产生了。佛教在西汉哀帝时传入,但在传入之后,佛教对两汉人们的影响并不大,也并没 有任何势力。直到东汉后期,由于疾疫流行,佛教在中国开始勃兴。

(1)疾疫对道教的影响

东汉后期是疾疫的高发期,由表2两汉皇帝在位期间疾疫爆发次数表可知,桓帝时期 发生5次疾疫、灵帝期间也发生5次,而献帝时期,竟高达6次。东汉后期的天灾人祸导 致百姓苦不堪言,再有频繁爆发的疾疫,两汉人民无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承受巨大的 痛苦,甚至心理上的痛苦要高于身体上的。由于两汉医疗水平有限,医家面对疾疫也束手 无策,故两汉民众转而投向巫医或巫祝。旧有巫祝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也即是疾疫频 发的社会环境,他们在原有巫祝信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于是一个不同于巫祝与 其他信仰的本土宗教诞生。

  •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34页。
  •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4《岁时部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5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志第四《立夏》,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2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61《周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24页。
  • (梁)宗慷撰,宋金龙校注:《荆楚岁时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东汉末年形成的道教属于早期道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教派,而是由不同的道团组成, 分别是张角太平道,张陵五斗米道,于吉、宫崇道,李家道,其中五斗米道的创立,标志 着道教的形成。这些道团由于信仰黄老学说而得名,故称道教。这些道团保留了巫祝使用 符水以及祝祷的方式替人治病,但它们与“巫祝疗病的主要区别则在于强调悔过、受戒、 行善的重要性”①。

关于这些道团教士治病疗疫的情况,史籍中记载:张角“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 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州 郡”②。张鲁“以鬼道教民……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又置义米肉,悬 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神辄病之”③;于吉“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 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④;李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⑤。 由以上四则史料可知,他们都是以符水治病,这个特点与巫祝相同,但不同点是他们信黄 老思想,注重人的内在修养,比如自省、平等、诚实等,这是巫祝信仰所欠缺的。

以上道团针对当时疾疫肆虐的情况,提出了符水治病等措施,还免费提供食物,对处 于身心俱疲的两汉民众来说,这些道团无疑是他们的救世主,故道团大都吸引了不少信众。 这些道团教士在为民众治病疗疫的同时,道团的教义也慢慢渗透到他们思想当中。由于道 团信奉平等的准则,并且还教人向善,这与他们生活在封建剥削的情况是不同的,故道教 能兴起发展,并且一直流传到今天。

(2)疾疫影响人们对佛教的信仰

佛教是外来宗教,在传入中国之初,几乎没有人信佛,反而在疾疫频发的东汉后期, 信佛的人逐渐增多,佛教开始呈现勃兴的趋势。佛教之所以在东汉后期勃兴,关键在于佛 教的教义满足了患疫人民的心理需求,为他们提供了精神寄托。

“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 ⑥,故佛教人士也基本通医术或者巫术。东汉末年,在中国境内流行的佛教有两支:一支 是“安世高的禅学,偏于小乘……二为支娄迦谶的般若,乃大乘学”⑦,但比较能为两汉 民众所接受的是前者,而后者在魏晋时期较流行。前者受欢迎,有两个原因。一是安世高 精通方术,二是禅学更能满足当时人的心理需求。

东汉末年处于疾疫频发的时期,佛教要想发展教众,教内人士必须要擅长方术或巫术, 如此才能吸引人。如何使他们成为忠实的教徒以及吸引更多的人群,佛教徒便翻译了很多 关于养生、神通、医疗等相关的佛家经典向他们传授,并且宣扬佛的慈悲、神力、智慧, 还向他们解释患疫的根源是前世作恶,今生来偿还,并且还提出解决疾疫的方法,即是诵

  •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64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99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8《张鲁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46《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页。
  •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9《道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8页。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 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72页。 读佛经,读经是为了弘扬佛法,佛教徒认为佛陀就是大医王,而佛法是治疗所有苦痛的良 药,疾疫自然也能被医治,故佛教在桓灵时期成为“我国独立而为道法之一大宗”①。佛 教徒还组织教众为佛教人物造像并且立寺,《三国志》中载「'窄融者,……乃大起浮屠祠, 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可容三千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 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②。由史可知,窄融造祠立佛,是为了让 更多的人诵佛,传播佛法,让更多的人摆脫苦海,其中包括疾疫。在浴佛时期,还免费向 民众提供酒菜,吸引了上万人,此举能使患疫人民暂时解决温饱问题。总之,佛教不仅给 患疫民众以心理安慰,还能暂时解决他们的温饱,故东汉末年疾疫频发的社会环境,推动 了佛教在我国的勃兴与发展。
  1. 疾疫对文学书写的影响

由于疾疫的死亡率高,导致社会民众对疾疫充满恐惧与害怕,使得身心遭受重大影响, 最终使两汉文学内容发生变化。东汉疾疫爆发次数、范围、以及破坏程度远高于西汉,尤 其是东汉末年,故东汉文学内容的变化比西汉明显,笔者在此着重论述疾疫对东汉文学书 写的影响。由于汉代医者的治疫水平有限,且国家对疾疫认识的不足,故两汉社会常举行 驱傩仪式,其目的是赶走疫鬼。在东汉文学著作中,有关于驱傩逐疫的记载。如马融所写 的《广成颂》,以及廉品所写的《大傩赋》,尤其是张衡的《东京赋》,里面详细记载了大 傩礼举行的过程。

东汉末年,天灾战争不断,疾疫流行时间长并且范围广,导致人口骤然下降。其中建 安七子有5人死于疾疫,包括王粲。普通百姓家中,基本每户都有因疾疫而亡的人。由于 孩童年龄小,抵抗力弱,故也有大量因疾疫而早夭的小孩。人口大量死亡,导致民众的心 理发生变化,这种心理变化也折射在文学书写中。关于文学书写对疾疫的反映,大致可分 为三类。

第一类,直接描写疾疫本身。如曹植的《说疫气》一文分析了疾疫爆发的原因,疾疫 对每个家庭的影响,以及民众面对疾疫的态度等。第二类,抒发生命短暂,以求长生的情 感。曹植所写的《慰子赋》,“况中荡之爱子,乃千秋而不见”③。三国时期,疾疫流行, 因疾疫而早夭的孩子很多。此赋表达了生命的短暂,以及对孩子的思念之情。曹操所写的 诗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④。因疾疫导致人非正常而死,故发出人生短暂的感慨。张 衡所写的《思玄赋》,“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长生”⑤。由于疾疫对生命的威胁,导 致民众想成仙并且长生。第三类,文学色彩以悲为基调。东汉末年的疾疫,造成人口大量 伤亡,整个社会都充斥着悲痛之情,其文人著作的感情色彩自然也如此。如曹植的《说疫 气》以及《慰子赋》,前者表达了民众因疫而亡的悲痛之情,后者表达了丧子之痛。建安

  •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49《刘繇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M85页。
  •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34《哀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00页。
  • (东汉)曹操:《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页。
  • (南朝)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页。

五子因疫而亡后,曹丕也发出悲痛感慨,“疫病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①。 文人心理如此,其文学色彩也亦如此。

(五)疾疫对两汉医学的影响

疾疫导致人口大量伤亡,为降低疾疫的高死亡率,两汉医者及政府都作出了一定努力。 首先,医者在疾疫频发的两汉时期,对疾疫的病因及症状有相应认识,故著书以防治疾疫。 除了针对疾疫而出的医书外,两汉时期的医书内容也多反映疾疫的成因及治疗方法。其次, 政府在面对疾疫爆发所采取的一些应对措施,为当时及后世政府及医家治疾提供了借鉴。 再者,由于两汉医学水平有限,故巫医盛行,而巫医对患疫民众的施救措施,成为方士医 学的一部分,也为后世方士医学奠定了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族人因伤寒而大量死亡,故他立志研究伤寒病,最终写成《伤寒 杂病论》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伤寒病的成因、具体症状、以及具体治疗方法。如“伤寒 脉浮,医火劫之,亡阳,必惊狂,卧起不安者,桂枝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主之”②。

《伤寒杂病论》原稿遗失,经后人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其中《金 匮要略》一书除了介绍疟疾、黄疸病、霍乱之外,还含有科学地防疫思想。关于疟疾的记 载:“疟病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急治之,宜鳖甲煎丸”③。疟疾的病程一般为 15天,若疟疾长久不治愈,便会在腹内形成疟母。疟母一旦形成,就很难治愈,故治疗虐 病要趁早,而最适合的治疗方法便是鳖甲煎丸。关于黄疸病,书中首次将其分类,有酒疸、 谷疸、黑疸及女劳疸。如“不能食,时欲吐,名曰酒疸”④,“谷气不消,胃中苦浊,…… 身体尽黄,名曰谷疸”⑤。根据身体反映的不同症状,而将黄疸病具体分类。关于霍乱的 记载,书中主要介绍了霍乱的成因,为当代及后世预防霍乱病提供了借鉴。有关疾疫对医 学的影响,在两汉医者的救济经历及医书中也能窥探一二。

由于两汉是疾疫的高发期,故医者与医书内容对疾疫的认识也相较前代更为深刻。淳 于意是西汉初年的医者,并且《史记》还专门有列传记载,其列传详细介绍了淳于意对于 重症肝炎的认识,以及如何治疗血吸虫病。淳于意在为循看病之前,其他医者都无计可施,

“意诊之,曰'涌疝病⑥,开了三服药,吃完便好了。“涌疝病”,从今天的医学来讲, 是尿路血吸虫病。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疾疫爆发的第一个高潮。华佗独创了五禽戏,对 防治疾疫起到一定作用。五禽戏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增强身体抵抗力,为当时及后世的导 引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中医疗疾的重要手段。《黄帝内经》是西汉时期的一部医书, 书中除了记载患病的原因及防治措施外,还记载了具有传染性,以及大流行特征的疾疫, 如肠濾、热病、黄疸等。如“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

  • (西晋)陈寿:《三国志》卷2《文帝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页。
  • (东汉)张仲景著,杨鹏举等注释:《伤寒论》卷第三,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
  •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105《仓公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799页。 从之则苛疾不起”①。可知,由于不顺应四时变化,是身体致病的重要原因。《神农本草经》 是东汉时期的一部药物学专著,此书详细介绍了各种药物的药性、以及主治何种疾疫。如 慧及仁“久服轻身,益气”②,奄闾子“主……风寒湿痹,身体诸痛”③,牡桂“主上气咳 逆,结气,喉痹,吐吸”④。由上可知,慧及仁、奄闾子、牡桂这三种药物,其作用主要 治疗瘴疫、伤寒、白喉等病。

为减少疾疫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两汉政府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其中隔离政策,不 仅能快速切断传播源,还能集中治疗病患。在《汉书•平帝纪》中记载:“民疾疫者,舍 空邸第,为置医药”⑤,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有隔离区的开始。《中国医史年表》中记 载:“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一一野战病院记录之始”⑥。从上可知,由 于疾疫爆发,两汉政府设立了隔离区。在医疗水平较低的汉代,隔离政策为政府及医者提 供了最佳解决办法。上述隔离区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记载,足见疾疫对医学治疗理论和方 法产生的影响。

由于两汉医疗水平有限,且医者对疾疫认识的局限性,故两汉民众在面对疾疫时,常 求助巫医。东汉末年,疾疫爆发更加频发,巫医在此时也更为盛行。比较有名的巫医有徐 登、赵炳等人。在面对疾疫时,徐登与赵炳二人,他们“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⑦。 张角等人虽是道士,但他们所实行的救疾措施,也含有明显的巫术色彩。徐登、赵炳等人 既是东汉末年的方士,也是东汉末年的巫医,他们利用自己所学,为患疫的百姓治病。他 们所实行的救治手段,是禁咒术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方士医学的一部分。禁咒术在 魏晋时期经佛道两教的发展而发展,到唐朝时,禁咒术被官方认可,并且在太医署设置“禁 咒博士”。方士医学尽管存在一定缺陷,但其治疗方式也有一定医学根据,故此治疗方式 对两汉及后世也曾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并且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有相应的影响。

无论如何,两汉时期的医者为应对疾疫做了相应的探索,他们的经验和著述为后世的 医学进步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页。
  • (魏)吴普等述,(清)孙星衍等撰:《神农本草经》,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 (魏)吴普等述,(清)孙星衍等撰:《神农本草经》,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25页。
  • (魏)吴普等述,(清)孙星衍等撰:《神农本草经》,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 (东汉)班固:《汉书》卷12《平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3页。
  • 郭霭春编:《中国医史年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页。
  • (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2下《徐登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41页。

结语

两汉时期,疾疫频发,就笔者所统计的50次疫情来看。疾疫的爆发范围很广,几乎 遍布整个汉王朝统治区域。总体而言,时间上,东汉疾疫爆发次数要多于西汉,春夏两季 的发生几率要高于秋冬两季;空间上,两汉时期北方地区的疾疫爆发次数要高于南方地区, 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发生疾疫的几率也远高于其他地区。这与当时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 发展状况乃至科技发展水平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两汉时期疾疫爆发与蔓延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因素、自然灾害、战争影响、特殊地理环 境、社会陋俗、统治阶级防治措施不当等方面。在引起疾疫爆发并蔓延的诸多因素中,不 同时期,不同地区起作用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或是单方面因素作用,或是多种因素联合 作用。前者如文中提到的多次紧随自然灾害发生的疾疫;后者如东汉末年发生的一系列疾 疫,桓帝、灵帝、献帝时期,总共爆发16次疾疫。其影响因素包括东汉末年的气候异常, 自然灾害频发;连年不断的战争;而桓帝、灵帝沉迷享乐,宦官当道,此后诸军阀混战, 很难及时针对疾疫提出有效地解决措施,进而导致疾疫的新一轮流行;东汉末年,巫医盛 行,患疫人群不能正确认识疾疫,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也导致了疾疫的进一步蔓延。 因此,这一时期疾疫频发的原因是多种因素互相交织的结果。

为防治疾疫的爆发与蔓延,两汉从政府到民间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但限于当时的社 会与科技发展水平,总体效果并不是十分理想,疾疫的爆发仍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 产生了严重影响。首先,自汉武帝时期确立了天人感应学说的政治理论,灾害的发生常被 归咎于帝王的失德或政治措施的失误,因此有时疫情的发生甚至会改变一些政治活动的走 向。同时,由于疾疫的破坏力大,这不仅影响了统治者的军事决策,而且还极大的影响了 战争的结果。其次,是疾疫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如疾疫导致了人畜的大量死亡,农业劳动 力减少,造成疫区粮食减产,谷价上涨,影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疾疫爆发 也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正常税收,国家不得不实行减免租税的政策,疾疫发生后的救治活 动也需要一定的财政支出,如此加剧了国家财政上的困难。疫区民众为了生存会选择迁徙 他处,这首先会影响国家对人口的控制,疫区民众迁徙他处后,导致疫区人口减少,对该 地区今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在迁徙过程中,一部分人会因生存问题而转化为流民甚 至是盗贼,影响社会安定。如流徙人口当中有染疫的,不仅会在其迁徙队伍里传播,还会 将疾疫带到他们的所经之地。再者,佛教、道教之所以能在东汉迅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 即在于东汉末年的疾疫危机。人们在疫情面前渴望能从宗教获得心理安慰,同时宗教人士 也积极参与社会救治,并在这一过程中宣传宗教教义。在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佛、道 等宗教在东汉末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最后,为减少疾疫对社会的破坏,两汉政府及医者 所实行的一些科学救治措施,对两汉及后世医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古籍文献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西汉)桓宽.盐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东汉)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东汉)班固:白虎通德论[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东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潜夫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东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东汉)张仲景著,刘蔼韵译注.金匮要略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东汉)张仲景著,杨鹏举等注释.伤寒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宋)李昉编,夏剑钦校点.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二十二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徐朝华注.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徐天麟.西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凌耀星主编.难经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谢桂华,李均名,朱国焰.居延汉简释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32]    张廷昌.武威汉代医简注解[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

[33]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4]    徐天麟.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35]吴树平.东汉观记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36]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7]    陈邦贤.二十六史医学史料汇编[M].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1982.

[38]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39]    郭霭春编.中国医史年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二)今人著作

[1]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2]      马伯英等译.世界医学五千年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3]      范行准.中国病史新义[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

[4]      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⑸ 罗彤华.汉代的流民问题[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

⑹史兰华.中国传统医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⑺ 张剑光.三千年疫情[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⑻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⑼ 桑林.瘟疫:文明的代价[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18]    贾艳红.汉代民间信仰与地方政治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2008.

[19]    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0]    李建民.从中医看中国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期刊论文

[1]      陈竺同.汉魏南北朝外来的医术与药物的考证卩]・中西医药,1936 (6).

[2]      罗尔纲.霍乱病的传入中国[J].历史研究,1956 (3).

⑶ 罗福颐.祖国最古的医方[J].文物参考资料,1956 (9).

⑷ 孙作云.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仪图[J].郑州大学学报,1977 (4)・

[5]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78 (2).

⑹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天长县汉墓的发掘卩]・考古,1979 (4).

[7]马明达.汉代居延边塞的医药制度[J].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 (4).

⑻冯汉舖.瘴气的文献研究[J].中华医史杂志,1981 (1).

⑼ 王涌泉.1662年黄河大水的气候变迁背景[A].见:全国气候变化学术研讨会文集[C].北 京:科学出版社,1981.

[10]    李友松.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J].中华医史杂志,1981 (2).

[11]    孙红黒.研究医学史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一一对v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关系之 探讨〉的商榷[J].新医学杂志,1981 (11).

[12]    史念海.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J].生态学杂志,1982 (3).

[13]    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J].考古,1983 (2).

[14]    孙其斌.〈居延汉简〉中的医务制度[J].中国医史杂志,1983 (2).

[15]    马伯英.中国古代主要传染病辨异[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3).

[16]    林泊.陕西临潼汉新丰遗址调查[J].考古,1993 (10).

[17]    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J].中华医史杂志,1994 (2).

[18]    吾少琨等.老子思想与道教的形成[J].洛阳大学学报,1994 (3).

[19]    杨俭,潘凤英.我国秦至清末的疫病灾害研究[J].灾害学,1994 (3).

[20]    郑怀林.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J].中华医史杂志,1994 (2).

[21]    赵宇明,刘海波.〈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医药史料[J].中国医史杂志,1994 (3).

[22]    张延昌.武威汉代医简出土后的研究现状[J].甘肃科学学报,1995 (2).

[23]    蓝寿梅.〈武威汉代医简〉的辩证论治[J].中华医史杂志,1997 (4).

[24]    高大伦.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和疾病文书考述[J].简牍学研究,1998 (2).

[25]    张剑光.略论两汉疫情的特点和救灾措施[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 (4).

[26]    李振宏.汉代居延屯戍吏卒的医疗卫生状况[J].中原文物,1999 (4).

[27]    王玉金.从汉画看汉代辟邪风俗[」]•民俗研究,2000 (2).

[28]    姚纯发.浅谈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J].中华医史杂志,2000 (3).

[29]    李戎.居延汉简医、药、伤、病简文整理研究报告[J].医古文知识,2001 (4).

[30]    陈迪.从南阳汉画像看汉代的傩文化[J].中原文物,2002 (1).

[31]    薛瑞泽.汉代疫病流行及救助[J]・寻根,2003 (4).

[32]    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J].历史研究,2003 (4).

[33]    孟庆云.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J].医古文知识,2004 (3).

[34]    黄勇.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J].求索,2004 (2).

[35]    王子今.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J].史学月刊,2004 (5).

[36]    马新.两汉时代的乡村神祇崇拜[J].山东社会科学,2004 (1).

  • 孟凡玉.淮北汉画像石中的傩形象考辨艺术考古[J].艺术考古,2006 (4)・
  • 王文涛.汉代的疫病及其流行特点[J].史学月刊,2006 (11).
  • 王永飞.两汉时期疾疫的时空分布与特征[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 (3).
  • 张文安.两汉时期河南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与救助[J].河南大学学报,2008 (2).
  • 张志斌.秦汉时期之伤寒热病理论溯源[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 (4).
  • 甄尽忠.汉代国家救助体系述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 (3).
  • 曾磊.自然灾害与新莽时期的社会动荡[J].河北学刊,2010 (2).
  • 朱德明.秦汉时期浙江医药概述[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 (6).
  • 房春艳等.论东汉时期的自然灾害与道教形成之关联[J].安康学院学报,2011 (3).
  • 高元武.从出土居延汉简看汉代戍边吏卒医疗保障制度[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1 (6).
  • 潘明娟.两汉疾疫及其应对机制初探[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 (4).
  • 焦海燕.先秦两汉时期司命神的文化考察[J].温州大学学报,2012 (1).
  • 杨丽.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J].中州学刊,2014 (2).
  • 夏秀荣.探析两汉时期导引术的中医学应用[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14 (2).
  • 陈彦良.两汉灾害高峰期一一天灾、人祸与治乱盛衰的关联性分析[J].台大历史学报,
  • (57).
  • 陈稳根.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的病因探析[J]・吉林中医药,2017 (8)・
  • 王学军.大傩礼与东汉疾疫流行及其文学影响[J]・文化遗产,2017 (4).
  • 庄华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病及其防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 (1).
  • 硕博论文
  • 陈业新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家钊.两汉救荒研究[D].贵阳: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飞.两汉时期疫病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⑷ 林兴龙.关于汉代社会救济的若干问题[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⑸ 王飞.3-6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疫病与社会[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 巩镭.汉末三国时期疾疫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⑺ 杨会军.两汉社会保障制度及实践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⑻ 陈淑燕.两汉民间慈善事业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廖云.秦汉简帛中所见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 张詰.原始道教与汉代社会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任舸.汉末三国灾疫与文人、文学[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